材料     北宋建隆三 年（962年）前后,诏今后“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大祖开宝五年（972年）,权知贡举,扈蒙奏上礼部考试合格进士十一人,诸科十七人。太祖破常例将合格举人召对于讲武殿,然后下诏放榜。此后,殿试运为定制。开宝八年（975年）开科场，即设权同知贡举官，以分权势。以后，同知贡举官有多达十人者。雍熙二年（985年）,又于考场外廊庑下设“巡掉”，监视内外私相传递卷子者;贡院大门口设有“监门”,不准随使出入来往。唐代为了能够了解举子有无真才实学，特规定举人在考前将平日所作文章诗赋送礼部，称谓约“公卷”，但结果适得其反，“公卷”往往成为科场营私舞弊的工具。庆历元年（1041年）,在权知开封府贾昌朝的提议下,始“罢天下举人纳公卷”，试卷成为唯一的学业优劣凭证。

——摘编自穆朝庆《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

材料一   宋太祖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着力拉拢士人。宋太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开科取士，广泛吸纳读书人参与宋朝政治，激发了宋朝人读书求学的热情，社会上兴起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学校教育随之大兴。宋仁宗时初步恢复了从太学、国子监到州、县学的官办教育。到宋徽宗朝，在学人数有二十一万余员。民间创办的私人书院在宋朝也大行其道，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教育还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南方的文化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了，南方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了北方，这种现象甚至一度引起了北方官员的不满。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大都围绕科举考试来安排教学，故其教学内容偏重经学、诗赋，铸就了中国应试教育的传统。发达的宋代教育，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局面的出现做出了贡献。

——摘编自陈振《宋史》

材料二   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一些其他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