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4年朝鲜内乱，中国因朝王请求而出兵。而后是日本因中国出兵而出兵。此前，日本已倾力于扩充武备，练兵演习，构建战时机构。因此，甲午年他们成了蓄谋已久的一方，而没有准备的中国被宗藩关系拖着卷进战争中。卷入战争的中国曾希望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但列强各有怀抱，中国人的希望始终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最后的结局只能决定于暴力和暴万的对此总被动的中国不能不成为失败一方。

——摘编自杨国强《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士大夫》

材料二   甲午战败对中国而言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大挫折。维新人士出场的鲜明亮相是呼吁“变法”。他们把“变法”不是定义为枝节修补，是以“全变”为鲜明指向。康有为对“全局”“全变”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之规”“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金宪。正是由于甲午战争，中国士大夫心态发生了这种失落和转换；“中国犹如几千年大梦初醒”，完全接受失败的教训，承认社会中的种种病痛，最终谋得一个痊愈的方法，中国社会开始走上具有自觉意识的近代化道路。

——摘编自周松青《甲午战争与士大夫心态》

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