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后来这种理论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了数次的斗争。

材料二1930年4月2日，李立三同志强调：“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材料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经历了两次大的反复，两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一次是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33年4月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开始长达半年之久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签订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

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南京政府）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

1933年5月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告一段落。

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剿共”军事会议，通过军事、谍报、宣传等“剿共”方案，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仍为前一年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

1933年8月，南昌行营制定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规定：“武断乡曲，虐待平民，致死或笃疾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933年8月，南昌行营颁发《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投诚赤匪经该管县政府核准归原籍居住后，其生命财产应一律予以保护。”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战字第二一三号》训令：“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的活动空间，迫使红军真面目的主力决战。

——摘编自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柒》，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材料二1930年7月《申报》报道：“平均潮属每年所产之盐，销入闽赣外省者占十分之七。”闽赣对外来食盐的依赖，可见一斑。

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向苏区人民发行公债60万、120万、300万。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第三期则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

1933年底毛泽东调查得出：江西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

1934年初，整个中央苏区荒田达到80万担。

1934年3月张闻天记：江西于都“岭背区特派员乱打土豪，故意将中农当地主打，造成群众恐慌和逃跑。”

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1934年年中，随着前方战事不利，物价再现暴涨：“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

1934年9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因逃亡、生病减员达1800余人，几乎占到该部总人数的1/3。

1934年7月张闻天记：“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P248﹣351

（1）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在第五次“围剿”前后南京政府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的困境。

（3）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博古、李德军事上“左”倾错误导致的。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