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欧盟成立之初，对非洲的援助集中在贸易、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合作上。20世纪90年代末，援助部门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欧盟增加了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在解决地区武装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还表示尊重人权、民主、法治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本要素。欧盟开始注重向国际多边机构靠拢，注重与其协调一致，注意和其他大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以期在新形势下深化欧非双边关系。

——摘编自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非洲国家创建多边发展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实现了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方加强了该论坛的后继行动机制建设，以确保各项对非洲援助承诺的落实。基于非洲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对非援助秉持“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通过提供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摘编自赵金合《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动因和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便给，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的丧权华国的外交遗产，抵御和破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努力争取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和地位重返国际台并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摘编自齐鹏飞《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继续维护和观园国家安全的同时，中国特别强调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要努力争取世界和平，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此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总方针。中国不再同任何大国的盟，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对一切国际问题、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我国外交中的敌友观念渐趋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宽，不弄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实行全方位的多边外交。

——摘编自韦世强《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

材料一   1951年6月，以李德全为团长、费孝通等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广西对各族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他们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与壮、瑶、苗、侗、仫佬、京、彝、仡佬、回等各族群众密切接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培训少数民族干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他们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工作，如对未确定民族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开展调查识别工作，最终整理成了29份共4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供有关方面内部参考。各地还组织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对47个壮族聚居县52个点进行壮语方言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壮文的创制，最终形成在壮族地区全面推行使用的拼音《壮文方案》。

——摘编自方素梅《新中国初期的社会调查与民族工作》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对外关系和对外决策中正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这是中央对外决策的一种有益补充。其中广西建议中央政府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6年7月20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了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主办方包括中央政府相关机构和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及作为地方政府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论坛提出“要围绕拓展和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站在面向东亚合作的高度上，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将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延伸到隔海相邻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海上东盟国家，密切物流、产业、贸易与投资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区加快发展”。

——摘编自杨毅《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地方政府》

材料一   美苏冷战的40多年时间里，美苏双方在局部问题上曾寻求过妥协与合作并达成某些协议，双方关系也曾出现过缓和，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美苏关系以对抗为主的特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主要由于苏联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变化，美苏在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大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也逐渐减弱，这一切导致了美苏关系的重大变化。

——摘编自倪孝铨《美苏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

材料二   20世纪50、6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美国一步步更深地卷入东亚事务，最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自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则不得不在东亚地区实行战略收缩，从旷日持久的越战中脱身，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最终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各个方面又开始积极介入东亚，确保并不断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影响。

——摘编自赵学功《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

材料一

1843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派出使团赴华订立“平等互惠商约”的议案。国务卿给赴华专使顾盛下达训令，“这些港口（厦门、宁波、上海、福州、广州）位于中国物产最为富饶和人口最多的省份，都将成为很重要的商品市场”，“美国商船（要）进入这些港口，与英商享受同等优惠贸易的权利”。1844年7月3日，顾盛与耆英签订了《望厦条约》。

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向各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致英国的照会中提出，“维持在华商业和航海的平等待遇”，以及需要“巩固和维护该帝国政府（清政府）的完整”等。1900年7月，美国向各国再次发出照会，宣称美国“要寻求一种解决办法……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对友好国家所保证的一切权利，捍卫全世界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进行平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时期中美条约关系的演变》

材料二

如果说尼克松访华、卡特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构筑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那么里根时期对华关系的调整和改善则标志着中美关系新的支点——“经济合作”的基础开始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执行“新现实主义”对华政策，宣称“美国需要通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要把同中国的关系集中在经济方面”。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从1979年的23.1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1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5％，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的地位也从1980年的第24位，上升到1989年的第10位。

——摘编自于朝晖《试析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材料二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外交发生深刻变革并取得伟大成就。这40多年，中国同世界体系与秩序的关系，经历了由对立者、挑战者、革命者到跟进者、参与者、贡献者的重大变化。中国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总体布局：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为国与国交往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创造性地提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指明了新方向。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外交的变革与成就》

材料一　　17世纪以前，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接壤，17世纪以后，沙俄通过扩张，使得中国和沙俄互为最大的邻国。沙俄侵华政策基本方针早在彼得一世就已奠定，他的后继者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娜等沙皇都继承了这一侵略方针。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苏俄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形成了结盟关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斯大林在维持苏联利益的同时，也真正给予了我们帮助。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苏联撤走援华工程师，拆除设备，几令中国陷入极大困难之中，甚至还发生了珍宝岛战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演变成正常化的中俄关系。现在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最重要的是还建立了中俄边境贸易，在互利互惠原则上发展沿边城市的全面合作。

——摘编自王钰《近现代中俄关系走向》

材料二　　 二战后，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重视日本作为战略基地的作用，要将其纳入它的战略体系中。美国片面炮制的对日“和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是谋求使其长期占领日本“合法化”。1950年8月，美英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定本”。其中，在领土问题上它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的规定，故意把中国台湾、澎湖列岛等归属问题弄得含混其词。同时，日本吉田政府在美国指示下，也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和约”，并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杜勒斯等人说蒋军驻扎在金门、马祖是“愚蠢和不明智的”，企图使蒋军撤出金马等沿海岛屿，把台湾与大陆完全隔离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和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起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美国开始调整对华、对台政策。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是中国对美斗争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高民政《1949至1979：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军事政治较量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