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399年，将近70岁的苏格拉底被指控有罪，案件经执政官初审立案后，最终交给一个由500人构成的大法庭审判。……按照当时的审判程序，须经过两轮。第一轮，原告指控，被告申辩，完毕后马上投票；如果认定被告有罪，则进入第二轮，由原告方和被告方各自提出一个处罚方式，可以附带相应理由，然后再由审判团进行投票。第一轮投票结果，苏格拉底是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在做完有关刑罚方式的答辩后，第二轮投票，审判团以360票对140票的结果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于苏格拉底而言，（审判）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次绽放和表演；于雅典民主而言，（审判）是永远也洗不去的污点和伤痕。

——摘编自诺洪果《苏格拉底的审判及死亡》

材料二   它（第三共和国宪法）既无序言，又无理论说明，也没有规定公民的权利义务，甚至没有明确规定政体。……（宪法）保证了制度运转65年，妥协的宪法还有它另外一面更加重要的作用。首先，资产阶级各集团的妥协符合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对付红色革命，他们必须妥协。其次，……使人们有了对宪法做出重新解释的余地，宪法可以随着资产阶级各集团力量的消长进行灵活的变通，……无需彻底变更……

——摘编自吕一民《法国通史》、沈坚《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

材料三   民主、起始于人民意愿有效实现。……从人大代表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到政协委员参与基层协商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使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摘编自“人民论坛”栏目系列评论（2022.3）

材料一   明朝中叶的汤显祖对李贽的“异端”思想极为赞赏，反对程朱理学。他在戏曲创作中把至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他在创作实践中，以“奇”为理想的方法，认为“奇物足拓人胸臆，起人精神”。汤显祖浪漫主义戏曲创作的代表作是《牡丹亭》，表达了作者对真挚的爱情可以超越生死、时间界限的美好希望。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而死”“死而生”的奇幻情节，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梦想、魂游的臆想境界中，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得了自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人物形象塑造得丰满而生动，在反衬和正衬中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文辞或典雅，或通俗，因不同人物形象而异，恰到好处。汤显祖的作品对明代社会做了有力的艺术性的批判，其社会价值是同时代其他传奇剧作所难以企及的。

——摘编自曹大为等《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和喜剧中，古希腊式的爱情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节制忍耐与仁慈博爱水乳交融，基督教文化在剔除了极端的禁欲主义成分后显示出自然人性的活泼与亮丽。早期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仰望上帝的恩典，把耶稣式仁慈宽厚的秉性赋予人间的帝王。中期的悲剧一方面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以宽厚、仁慈、博爱作为映照是非善恶之明镜，在道义上鞭挞邪恶。晚期的传奇剧更是在仁慈、宽厚、节制、博爱等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中表现了对人类的理想与希望。莎士比亚是在对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对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的现实表演做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反观基督教文化的，因而他是从世俗观照人生的，是从现实中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出发接纳与观照基督教文化的，并把中世纪的“旧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一体。

——摘编自蒋承勇《“旧人”与“新人”的融合》

材料一   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反对现实教会和宗教戒律，但不反对基督教文化本身。他们把中世纪基督教建立的“天国”与“地狱”对立的思维模式变成了人自身内部的以善为中心的善恶斗争模式，即人自身存在着精神理性和肉体欲望的二元对立。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人学观念中，人的矛盾源于精神与肉欲的冲突，人是“绝对精神”的产儿。人文主义者就人谈人，人成了自己决定自己本质的生灵，人是一个自我独立存在的“小宇宙”。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上帝”这个符号越来越成为抽象“至善”的真理力量形式，它完成了由至高的“敬畏力量”变成“至爱”的终极价值力量的最初转换。总之，他们的手法是，在借用原有宗教语言的同时，在.阐释中加上了革命性的内容。

——摘编自刘建军《关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几个重要问题的再思考》

材料二   15~16世纪，西欧相继发生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其动因都是克服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文化矛盾，即基督教理想与罗马教会现实之间的严重分裂。文艺复兴主要是拉丁文化圈的一场精英运动，代表了一种新潮趋向，开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时尚，人文主义者往往都是那个时代思想最为解放和最多才多艺的人物，他们试图让基督教的神圣理想去迎合罗马教会和世俗社会的感性现实。宗教改革则是日耳曼文化圈的一场平民运动，出于明显的保守动机，主张用早期教会的纯正信仰和圣洁道德来抵制当下的各种新潮事物，要用基督教的圣洁理想来批判罗马教会的卑污现实。然而从长远来看，文艺复兴虽繁荣了文学艺术，营造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性辉煌，却并没有改变欧洲社会的基本格局。而宗教改革运动的客观效果则深远巨大，不仅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且酿成了近代欧洲社会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局。

——摘编自赵林《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