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数字化，即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依托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处理等信息技术进行存贮、创作、生产、传播、交易和消费等，是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基于文化数字化提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我们擘画了民族文化全景呈现、全民共享和优秀成果享誉世界的美好愿景，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夯实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国家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数字化是不可绕过的有效路径，这也是在文化领域和文化建设上能够抓住信息革命的一次重要机遇。

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数据超市”“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等关键词是实现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提高文化生产力的要害。信息文明条件下，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化环节中，文化数字化是一条便捷的有效路径，是文化艺术生产力快速提高的必然之举，这一点已为国际经验所证实。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我们应该名正言顺地甚至大张旗鼓地提出文化是生产力、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口号。事实上，有了现代化逻辑骨架的文化是真正的生产力，有着现代文明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文化才是生产力的思想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学、文化产业经济学才是自在自为的完善的现代学科概念，才能真正为文化自信夯实经济基础、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思想的支撑。

文化数字化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革新和技术应用，还要“由器而道”、以技促道诉求一种新思维和原初视野。也就是说，文化数字化不仅在于使文化发展强身健体、形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健壮骨骼，更在于推动契合时代特点的文化观念创新和文化形态的整体跃升。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推动当代文化创新的激发器和策源地，它涵盖了中华文化数据库、国家文化专网、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等领域，意在供给侧发力，激活各类文化资源且贯通各部门各行业，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同时还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打通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从而构建起一套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大数据体系，在文化体系重塑中新被旧所融、旧因新而活，实现彼此所蕴含价值的极大化、“再发现”乃至聚合效应，以文化活力的激发和文化创新意识的增强形成建设文化强国的坚实力量。可见，在文化数字化所形构的原初视野中，文化数据因关联而焕发出整体性的文化力量，从根本上提高了文化生产力水平，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建设文化强国赋能。

(摘编自范玉刚《以“文化数字化战略”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材料二：

数字网络下的远程合作，使人们得以互相沟通连接，不同的声音得以释放和传播，数字文化需求更加多元多样。加快文化数字化发展，就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海量数据，其中包括文化产品供给端和消费端的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文化消费市场的消费趋势，将极大增强供给端的生产指向性。对供给端来说，洞悉消费者文化产品需求的精准度，根据数据进行小规模、个性化、智能型、订单式的生产，再利用消费数据对供给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产品的价值，并确保文化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受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交通条件、社会分工等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存在差异，这导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存在较大差别。一直以来，因地理区隔造成文化需求的不均衡现象较为显著。进入数字时代，数字鸿沟又进一步增加了既有差距。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当前应积极以数字化手段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使高品质文化资源通过新型数字文化消费渠道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对接。比如，推进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升级，探索公益电影多样化供给方式，加快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加强面向困难群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等。

文化消费是人们建构自我身份和获得社会认同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当前，越来越多富含中国文化元素的本土产品在文化消费市场中的需求逐步攀升，更多人愿意为本土化的品牌和内容付费。为了进一步发挥文化消费在增强认同、凝聚人心等方面的带动作用，要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力，为内容创造者提供丰富的素材宝库和多样的灵感源泉，增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摘编自魏鹏举、魏西笑《文化数字化带动文化消费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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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显王七年，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八年，孝公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①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十年，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昔齐桓公、晋文公、魏文侯、秦孝公，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秦并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