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前期的中枢权力机构设置，并非全盘新创，而基本上是整理、更革前代设施的产物。更革思路是在北宋初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步明朗化的，它清楚地体现着“权力制衡”的精神，同时使政权机构之职能分工更为明朗、责任更为集中。马端临《文献通考》曰：“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宋代文化得到相对普及，这种相对普及最重要也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如理学不再仅仅是“理”“气”等一些深奥的哲理，而是呈现了普及化、通俗化的趋势；文学重心的下移适应了社会娱乐的需要。另外，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转变。清代沈垚就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说明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已经不太分明。

——选编自张全明等《中国历史大讲堂·宋史十二讲》

材料   中古早期的动乱在毁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文化。这时的教育和文化知识为人数不多的教士所垄断。教会学校教授的内容是源自古典文化的“七艺”，但教会并不热衷于在学理上和精神上理解古典文化，学术活动集中在对《圣经》的烦琐考证上。当时的哲学和神学是二位一体，完全脱离实际经验，被称为“经院哲学”，许多哲学家沉迷在炼金术和星象学之中。建筑方面盛行哥特式教堂建筑物，高耸入云的教堂尖塔和透过彩色玻璃从高处射进教堂内部的阳光象征着教徒接近上帝并最终进入天堂的愿望。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

材料一   商业的沟通从来就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传统的中国出口商品，传递着东方的风物人情和社会景象。它们走进西方的日常生活，融入了欧洲的饮食、服饰文化。外销商品的定购与生产，使西方的宗教故事、神话传说传入中国民间，而且造就了一批掌握了西方绘画技艺的大师。西方的医学、商业文化也都不同程度地被中国同行接受。……纵观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尽管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上却是浅尝辄止。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基本上处于文化的表层。

——摘编自吴建雍《清前期中西贸易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等

材料二   在当今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中，东亚在世界上崛起，增强了东亚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东亚发展模式的成功，使东亚地区的国家更坚定了对自身文化的信心。这种自信更促进了一种“亚洲意识”的觉醒。1996年首届亚洲儿童权利与传媒会议通过的《马尼拉宣言》指出，亚太地区的大众传媒应当尊重和保护亚洲社会的传统文化，向儿童提供富有亚洲特色的节目。

——摘编自关世杰《试论二十一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   昆曲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它毕竟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文化遗产，它之所以能够在我国首批人类非物质文化代表作的评比中脱颖而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昆曲深厚的文化内涵，悠久古雅的艺术气质，唯美精致的艺术表现手法，能够感召与震撼人们心灵与情绪的思想艺术境界。从这个方面看，昆曲的唯美精神，昆曲的艺术魅力，就是她自身的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今天要守护昆曲，就必须坚持对昆曲的这份文化自信。

——陈学凯《遗产守护与昆曲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