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完全一无是处的。站在英雄的角度，乱世之中，所有桎梏和枷锁全都被粉碎，他们可以轻易爬到很高的位置上，给了他们展示自我的舞台；站在历史的角度，每一次乱世，都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往前进步，人类社会就是一乱一治中发展到今天；但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乱世真的是一无是处，有一句话说得好，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

材料二   魏孝文帝的厉行改革，读史的人都说他是失策。这种观察，也是谬误了的。议论他的人，不过说他是：从此以后就同化于汉族，失掉本来雄武的特质。然而不如此，难道想永远凭藉武力和汉族相持么？……总而言之，以塞外游牧的民族，侵入中国，其结果和汉族同化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一   北魏建国伊始，统治者对其他各族人民实行了残酷的高压政策。作为汉族人的冯太后，孝文帝在她的教育下也深受汉文化的熏陶。《魏书·咸阳王禧传》曾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孝文帝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民族交融的历史新高潮。

——摘编自左颖《北魏孝文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敞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它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交融。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摘编自韩国磐著《隋唐五代史》修订本

材料一   汉政府对（内附）胡人往往采取设置属国、道、都护府等机构“因其故俗”进行安置……汉政府一般是出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安置胡人的。其一，是为了让降服的胡人“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内地）捍蔽”，这就决定了胡人要为汉开疆拓土和防御守边。其二，是为了解决胡人之间纷争。其三，是为了防止胡人叛逃或“作乱”。其四，控制胡人，为我所用。……汉政府还设置了度辽将军、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护东夷校尉、西域都护等官职对胡人进行管理。……汉政府通过设置众多处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和官职对胡人进行了管理。设置伊始，情况各异，如有的机构军事性质为主，有的机构以安抚为主，还有的机构两者皆重，且他们针对群体不同，但基本目的是一致的，即为了有效管理内附胡人。

——摘编自王耀《两汉时期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李唐王朝统治的近300年中，从总的方面来讲，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军事强大。在同周边各民族关系中，尽管有时出现过矛盾、冲突和对抗，但从全局来说，和睦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但是，它与周边各族的“和亲”比前后的任何一个王朝次数都多，规模都大。唐皇室进行和亲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笼络少数民族首领，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唐朝与周边的异族藩王几乎都有过和亲的历史。唐代和亲的对象，有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宁远国、契丹、奚、南诏等。总之，唐朝一直坚持以和亲为主、武力征服为辅的对异族政策。

——摘编自刘军杰《浅谈汉唐和亲制度与民族关系》

材料一   汉王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成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促进了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汉王朝对匈奴采取了优待和赏赐匈奴降众的政策，尊重他们的政治地位，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匈奴纷至沓来。尊重西域各国制度习俗，得到诸国拥护。扶植和发展边疆的农业，缩小了经济差距。推进文化交流，汉王朝在边疆地区实行的鼓励文化发展、文化交流的政策，丰富了中国文化内容，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提高。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唐朝时周边各族迅速发展。7世纪前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他多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批手工艺品和多种技术，医药书籍等。9世纪中期，吐蕃与唐会盟，此后，唐蕃间基本上停止了纷争。唐玄宗统治时期，东北的林羯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统，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等

材料二   643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特地在今拉萨河畔的红山上，为她修建了红山宫。……红山宫就是布达拉宫的前身。……达赖五世圆寂后，布达拉宫再次扩建。康熙帝特派114名汉、满工匠进藏，参加扩建工作。这样，才有了今天看到的布达拉宫。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6世界文化遗产荟萃》

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

——《井冈山的斗争》

——《井冈山的斗争》

材料一   在西方世界日益关注中国的过程中，《时代》周刊是最典型的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曾分别于1949年3月和1979年1月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2007年2月7日京西社区

材料二   江泽民说：“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2005年7月31日中国军网

材料三   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报告

14. 材料：“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江泽民

请思考：

（1）毛泽东是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请举例子说明。

（2）根据材料指出毛泽东使中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历史性转变？

（3）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在当今社会还有现实意义吗？

15.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我们党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只占少数……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列宁选集》第二卷）

材料二     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材料三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列宁对当时俄国革命道路提出了什么策略？

（2）据材料二，毛泽东对当时中国革命道路提出了什么策略？有何依据？

（3）据材料三，邓小平对当时中国建设道路提出了哪些主张？在当时有何积极作用？

（4）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材料一   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青年时期，他曾寄希望于和平改良，失败后转向暴力革命，“……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主编《湘江评论》时，（毛泽东）强调“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他还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座右铭，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要求全党：“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摘编自吴伟锋《毛泽东与中华传统文化》

材料二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参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命题明确作出概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不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摘编自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一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探索出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中央的点名批评。1930年6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城市中心论的李立三就点名批评了毛泽东。他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刘宝东《从城市到乡村——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及意义》

材料二   毛泽东发现农民们可以动员起来，甚至能够夺取城市，但是不能够同国民军打仗。因此，毛找到了信心，认为中共是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只要在一个地区内有人力和粮食支持战斗，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1931年以毛为主席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就成了这一努力的榜样。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材料一：1920年3、4月，陈望道在家乡浙江义乌开始从英日文本翻译本书。据陈本人回忆：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第一版印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同年9月再版。一些想买得本书的人，还多方打听“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社址。沈玄庐回忆说：“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回信”，所以他就借《民国日报·觉悟》，作一个总的答复

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

材料二：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成功不过六年，他们在这六年之中，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于是世界各国又来怕俄国。现在各国怕俄国的心理，比从前还要利害，因为那种和平新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

——摘自孙中山三民主义演讲录

材料三：在《论粮食税》中，列宁认为，在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中，占优势并对社会主义形成威胁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种情况决定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以实行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为重要途径。

材料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摘编自：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国际政治生活，帮助他们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民族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大大增强。十月革命后，一些原先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转向求助于苏俄政府，他们也演变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帮助指导下，各国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团体或政党。这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共产党组织在中国、印度、埃及、墨西哥等国陆续建立。

——摘编自余建华《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与特征》

24.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玻利瓦尔（1783—1830年），通称西蒙·玻利瓦尔，拉丁美洲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与圣马丁遥相呼应，为南美洲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而独立发挥了关键作用，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19世纪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之一。

玻利瓦尔在1799—1803年曾去西班牙学习哲学、历史和文学，游历了法国、意大利的许多地方，亲眼看到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深受鼓舞。

在欧洲，玻利瓦尔遇到了他的老师罗德里格斯。老师鼓励他积极投身到争取美洲解放的革命中去，并对他说：已经到了把西班牙人赶出美洲的时候了，你应该去完成这件事。玻利瓦尔当即向老师表示：“我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这个事业。我以自己的人性和生命宣誓，在我没有打碎西班牙束缚着我的祖国的枷锁以前，我的手将要不停地打击敌人，我的心也不会安静。”这些誓言成玻利瓦尔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从此以后，他返回祖国，投身于为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洪流。

1810—1830年期间他领导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地的独立战争，建立了联合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及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家，是南美共和制度的奠基者。

——互动百科

（1）根据材料，分析玻利瓦尔能够领导南美革命，成为一代英雄人物的原因。

（2）有人称玻利瓦尔为“南美洲的华盛顿”，请谈谈你的看法。

25. 材料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出生于委内瑞拉的一个白人贵族家庭。他少年时代接受了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青年时代就参加祖国独立解放事业。他认为应该解放黑人奴隶，给印第安人以平等权利，用法律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他虽然崇奉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又认为绝对的民主自由和联邦制都不利于.水新生共和国的巩固。他设计了一套介于传统的君主制和欧美共和制之间的政治体制。他设想只有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各国的大联合，组成足以与欧洲抗衡的均势力量，最才是不可摧毁的。”玻利瓦尔为争取在美洲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争取新国家数造繁荣和进步、争取被压迫群众的生存权和受教育权、争取社会改革付出了毕生的经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经验被拉美和整个第三世界人民当作反对现代殖民主义斗争的宝贵遗产。

——摘自罗荣渠《美洲史论》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出现高涨的形势。在亚洲，继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出现五四运动新革命形势发展、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在非洲，埃及爆发了反英独立运动：在拉丁美洲，虽没有广泛的暴力武装革命，但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

——摘编自王春良等《新编世界现代史1900—1988》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欧洲殖民地的结局。欧洲对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欧洲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诸殖民地帝国，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统治……欧洲人在海外取得那么多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似乎又在退回到500年前他们曾从那里向外扩张的小小的欧亚半岛上去。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但伟大的殖民地革命的动力并不是来自联合国。相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极其有利的国际形势的产物，是以往几十年里殖民地世界中愈来愈强大的某些历史性力量的产物。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布恩迪亚家族的祖辈在16世纪从西班牙迁居美洲。19世纪初，在加勒比海的海边建立村镇马孔多，开启了《百年孤独》的传奇故事。

家族第二代的奥雷良诺目睹了国家独立后政府官员选举舞弊和滥杀无辜，于是加入了反政府的自由党，当了上校。他一生遭遇过14次暗杀，73次埋伏和1次枪决，均幸免于难。他的理想是推翻拉美各国的独裁政权，建立自由的社会。

家族第四代的阿卡迪奥在美国人开办的香蕉公司里工作。马孔多自从有了美国的香蕉公司，地方官员便被发号施令的美国人代替了。为了向美国运送香蕉公司的产品，美国人还修筑了铁路，但铁路并不能为当地人所使用。面对这种情况，阿卡迪奥鼓动并带领三千多工人罢工，但遭到军警的镇压。

——摘编自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材料二   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自从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拉丁美洲沦为专门遭受损失的地区，为他人之需要而存在，成为富国的石油、铁矿、铜矿、肉类、水果、咖啡、原料、粮食的产地和仓库。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这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大学改革在内的拉美事务施加压力。

——摘编自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材料一 “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者，十一之税也。调者，调发兵车井田之赋也。庸者，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资。役多则免调。过役，则租调俱免，无伤于民矣！

——郑樵《通志·货一》

材料二 ……臣查直隶通属地粮共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两有奇，丁银共四十二万零八百两有奇，统为核算，将此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粮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之患。”

——《朱批谕旨·直隶巡抚李维钧奏》

材料一   清朝统治者从明朝灭亡中吸收的教训，集中到，就是明朝末年因“私征滥派，民不聊生”，终至“国祚随失”的前车之鉴，深引为戒，为了稳定对中原的统治，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应当“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康熙多次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指出：万历以后“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主张“从来与民休息，道不在扰”，在他看来，“家给人足，而后世济”，“欲使群生乐利，比户丰盈，惟频行减赋蠲租”，差不多每年都下令蠲免某地钱粮一年或几年，或蠲免一部分。

材料二   1787年联邦宪法的制订和1789年联邦政府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立国过程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即建国时代的开始。美国的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认为，应把发展工商业作为“联邦政府的主要目标”，“一旦制造业建立起来，并在我们中间生根，就会给美国伟大、光荣的未来开辟道路，并以此对付任何暴君的干涉”。1790年汉密尔顿先后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份报告》《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等报告。在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得到国会的认可，这就使美国政府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财政经济政策。裉据报告提出的原则和政策，1740年，国会设立偿债基金，并通过由联邦承担各州债务的计划，建立国家造币厂；1791年，国会建立第一合众国银行，并通过征收威士忌税的法案。在国家银行建立后，一个以国家银行为主干，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市场、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体系逐渐形成，它们都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和运作形式。

材料一   从井田制、授田制、均田制到两税法，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四种税制。皇帝根据亲巯远近来决定其分配土地的多少以及税收负担的多少，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和贵族要么拥有免税权，要么与官府句结，逃迎税收.最大的地主——皇帝却完全不用纳税收。皇室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皇家的私库与国库之间却并非完全封闭，皇帝经常会伸手进入国库花费财政税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列举了从唐朝租庸调到明朝一条粮法的并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从唐中后期“两税法”到雍正年间的“掉丁入亩”，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其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把人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商业。

——据《从宪制看中国古代税制改革及共启示》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税体系趋于崩溃。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征收的各种报效、租课、津贴和杂捐不仅繁难苛重，而且缺乏透明和公平，厘金、盐税和关税被时人称为大“暗税”，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就曾倡议仿行印花税。1909年，日本小林丑三郎所著《比较财政学》中文版面世，与此同时，《中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也刊登了系列介绍税收知识的文章。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推行的财政举措，是继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之后又一重大体制改革，旨在根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配备相应的财权，以达到现代国家责、权、利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因而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清政府推行分税制的改革目标并未实现，却有利于规范和统一税收制度，清末税制改革遭遇重重阻力，许多新的税制在筹议、设计、立法甚至推行中纷纷流产，由于统治者尝试改革的出发点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彼此狐疑，导致方案冲突和搁浅。

——据《辛亥革命前后税制改革及其启示》

材料一　太平天国起义前，清朝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道光时期田赋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关税、盐税及杂税所占比例不高。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许多税关被迫停征，但沿海洋税征收大涨。咸丰三年（1853年），帮办扬州军务的刑部右侍郎雷以ÆC为筹措军费，创办厘金制度，厘金归属地方财政征收使用，咸、同时期厘金突起改变了清前期中央财政一家独大的格局。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建立税务司制度，洋税的征收归海关税务司专管，英国人赫德任职总税务司时长达近半个世纪。这一时期的财政总收入，较道光时期的4000万两，几乎增加1倍，而关税和厘金的征收数量均超过田赋，成为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为“同治中兴”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撑，清朝旧有的财政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通过厘金制度，中央或地方当局以军需、河工、赈恤等名义勒令工商业“报效”款项，难以数计，无异在工商业者身上缠以条条锁链，四肢捆缚，血液不通。       

———摘自倪玉平《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实行国税、地税的分税制，但由于中央政治权力虚弱，地方军阀截留和侵蚀国税严重，中央财政收不抵支，不得不靠借外债度日，地方割据势力藉此壮大军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划分国、地财政税收，将盐税、海关税及内地税、常关税、烟酒税、厘金等划为国家税，将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等划为地方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大幅减少。国民政府为集中全国财力进行抗战，于1941年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原属省（市）级财政收入的田赋、营业税等均纳入国家税。“省之一级，遂无财源……有一举一动，办一事一物，均须仰赖国库支拨款项”。地方政府唯有摊派苛捐杂税以作抵补，因而加重了广大民众的负担，激化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     

———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

36. 材料 嘉庆、道光时期，清廷固守“入童为出”的原则。咸丰、同治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清朝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而常例收入的数量却非常有限，导致“量入为出”在实际操作层面已无可能，只能开始向“量出为入”转变。此间，清廷除加征田赋、盐课等旧赋，还开征厘金、洋税等新税种，推行捐输。厘金和洋关税在事实上超越田赋，成为这一时期清廷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清廷的财政收入规模，由咸丰初年4000万两增加到同治末年的7000余万两。清末，近代企业税也成为一个新型税种，主要指铁路、轮船、邮政、电报等企业创造的收入。晚清时期，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和扩大税源，各种苛捐杂税名目迅逮增加。光绪前期的年财政收入为80000余万两，宣统三年的收入为2.97亿两，上升趋势明显。当然，清末的财政支出也加逮膨胀，“量入为出”难以为继，清廷只得放弃旧有的财政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将部分筹饷权下放各省督抚，地方财政体系得到发展。

——摘编自倪玉平《从“圣入为出”到“量出为入”：清代财政思想的转变》

材料一   万历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后颁布“一条鞭法”。具体政策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然后把夏秋两税和杂税也合编为一条,无论粮税、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由官府雇人充当,从此劳役从赋税领域消失。取消里甲征收的环节,统一由官府收解,因此叫“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名目和征收手续,同时又扩大了赋税负担面……从此,历代平行征收的赋役,趋于合一。……“一条鞭法”上承“两税法”,下启清代“地丁合一”制,开启了租税制和货币征收制的赋税时代。

——摘编自蔡昌《元明清时期赋税》

材料二   咸丰以前,清政府税收来源主要是田赋、盐课、关税三项。其中来自农业的田赋收入所占比重为70%~80%,而来自工商的盐、关两税仅占20%~30%。咸丰以后,特别到了光绪年间,田赋收入比重大为下降,由1849年的77%逐渐下降到1911年的27%,而其他三项收入,即盐课、关税、厘金,因都来源于工商领域可合并计算,由1849年的23%逐渐上升到1911年的73%。

——摘编自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

材料一 唐代中叶开始，(租庸调制)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不再受到土地束缚，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到了宋代，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二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些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材料 清朝乾隆三十一年与光绪二十九年财政收入比较表（单位：万两）

——摘编自《清代财政收入结构、政策的变动》

材料一   1918年，随着美国士兵和华人劳工远赴欧洲，流感病毒也在美洲、欧洲、亚洲迅速扩散。各参战国政府和官员为了安抚民心士气，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不允许把流感渲染成“瘟疫”。英法美所有城市的卫生部门都表示，这不是大问题。实际上仅仅只在美国费城一地，6周内就死了12,000人，医院陷入瘫痪，医护人员严重不足。1918年11月，德国在战争和流感的双重压力下宣布投降。到1920年春季，肆虐了两年的“大流感”才逐渐消失。据统计，这次大流感，直接感染了全球1／3的人口（当时总人口17亿），造成至少约2000万人死亡。大流感后的100年内，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的发明用于治疗流感引起的肺炎，各国的卫生公共政策都开始了变革和重组，建立起更先进的疾病监视体系，提倡全民卫生保健和廉价医疗，确保大规模传染病被掐灭在萌芽状态。

——摘编自约翰·M·巴里《大流感：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材料二 一战后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德国及其盟国承担战争罪责，战败国向战胜国割地赔款，裁减军备，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承认波兰复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独立；限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海军军备；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但日本保留了诸多特权；列强同意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作为侵略中国的共同原则。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 据成书于1939年凤冈及门弟子（凤冈书院乃梁士诒在籍设帐授徒之所）编纂的《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记载：“（1914年8月）先生于某夕，奉袁总统电话，趋府后，袁谓欧洲大战，祸及远东，目前所最紧要之事件，当从何着手？先生曰：‘国库虚空、欧洲战起，外债绝不可靠。今日应称欧战、镑价起落、汇兑困难等种种理由，先行停付各国赔款。所有关税、盐税一律提储于中国之银行。在我国已宣言中立，词严义正，各国亦无如我何也。我国趁今日日本为动兵之前，密与英国约，彼居其名，我居其实，即日与德使磋商，刚柔并施，一面派兵前往围守青岛，强彼交还，迅雷不及掩耳，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若下，日本又何说进兵？此不特防日本之侵略，且以杜将来之后患也。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幸胜。在我见，正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于国家前途，深有裨补。’袁曰：‘容吾思之。’此一夕谈，不知东方之既白。”

材料   1914年8月一战爆发，一战是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之间非正义的殖民掠夺战争。北洋政府从战事一开始，就表现出参战的积极性和热情，协约国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一度阻止中国派兵出战。政治精英梁士诒、顾维钧等人力主政府出兵参战，强调参战可以使英法等西方列强重视中国的存在，真正促使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1916年夏，随着欧洲战事的升级，特别是交战双方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的索姆河战役的打响，英法政府开始转变态度，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帮助。但由于老牌殖民帝国的心态作祟，他们要求中国采取变通之道，派遣大批劳工赴欧洲协助协约国，主要从事战勤及后方保障工作。战争期间，英法大约在华招募了15万劳工，俄罗斯也在华北招募了五万人。赴欧洲西线的华工，近10万人被分配到英国，四万人被分配到法国，还有一万人被派给后来参战的美军。许多华工为英国航空兵服务，还有的在军火库工作，一战期间的坦克是尖端武器。一开始英国国防部不允许外国人接近英国军队的坦克。结果后来发现，华工修理坦克比英国工人还要快，所以有三个华工团专门为英军修理坦克。当获悉列强达成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后，华工派代表致书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并置一手枪于内，宣示“苟签字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多数华工在战火中幸存下来，在战后于1919年秋相继被遣返回国。

——徐国琦《大战争与大觉悟——中国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材料一   在分析一战爆发的原因过程中，我们应看到军事冲突、外交斡旋、经济纠纷及爆炸性事件等因素是“历史大海表面的波峰浪谷”，而“工业革命及科技发明、近代殖民主义、民主义浪潮、国际关系中强权法则、追求强大的心理目标”则是“大海深处那巨大的暗流”。前者对历史发展起推波助澜作用，而后者则是“酝酿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从而改变历史航向的真正原因”。

——摘编自倪乐雄《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再考》

材料二   一战时期交战双方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力量对比（包括美国但不包括俄国）

——摘编自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将德国全部作战兵力分为对俄国的东线和对法国的西线。——计划6个星期内取得西线胜利，3—4个月的时间结束整个战争。

——1905年德国陆军元帅施里芬

材料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并且这种影响不是局限在某一方面，而是全方位的、多向的，这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政治时机，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摘编自吴东之《中国外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