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长期肆意干涉拉丁美洲事务。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美国政府武力入侵的同时，更侧重于用“民主化”与“和平演变”的手段干预拉美地区事务。1999年，美国政府推出“新干涉主义”，竭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充当“世界法官”。后冷战时代，拉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开始不断下降。同时，拉美地区成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组织，在运用自身力量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凸显了越来越洪亮的“拉美声音”。2013年11月，美国政府宣称放弃“门罗主义”，然而就在当天，又对古巴进行了抨击。此后，美国政府又相继对委内瑞拉等国的内政进行了干涉。

——摘编自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97年，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金融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东盟各方面关系全面加强：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合作硕果累累，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2021年11月，习近平指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

——摘编自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

材料一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急欲完成自威尔逊时代以来的国家战略方向的调整，即由孤立主义转向全球主义，由维持在美洲的领导地位转向追求世界领袖作用。杜鲁门总统1945年10月23日在国会提出要在国际间起“领袖作用”。鉴于二战的惨痛教训，战后初期苏联将战略重心摆在谋求国家安全利益上，力图把战前资本主义列强套在自己周边的“防疫带”转变为“安全带”。战后随着关系日趋紧张，两国都不约而同把双方的对抗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生活方式之间的较量，并确信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系于这些理论、原则和制度的胜负。

——摘编自刘志青《战后美苏矛盾的演变与冷战的开始》

材料二   冷战结束后，以美、苏为首的两极对峙局势被打破，世界格局呈现了多维发展趋势。无论从国际经济、国际政治来看还是就国际军事、大国关系而言，未来世界在很长时间内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世界，不管昔日的大国是否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也不论发展中国家能否承受这个机缘，多极世界已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同时把世界推向了和平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摘编自陈晓翔《浅析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5. 材料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关切的话题。美国声称“1945年《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权力分配方式只反映历史，而无视现实”，提出彻底改革和重组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张。《华尔街日报》还发表了题为“别了，安理会”的文章。所有这些都在预言或期待着联合国将步国际联盟的后尘。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回答：“当前联合国确实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但安理会和联合国不会步国际联盟的后尘，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我们要处理经济、文化、社会、环境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等等。”

——摘编自《论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等

材料一1989年1月乔治。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展开了积极活跃的外交政策。同年12月美国为维护其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利益，武装入侵巴拿马。1990 年在伊拉克公然入侵科威特后，推动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伊拉克的决议，并筹建了一支由数十个国家组成的反伊联军。在4年执政期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0．7%，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增长率最低的时期。1992年克林顿上台，早在竞选时期，他就提出了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根据新形势的变化，构筑新军事力量，确保美国利益与安全受到威胁时，能做出有效的反应并取胜；推进世界民主化；巩固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执政期间，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理念；民主不分国界，安全不可分割。

——摘编自金重远等《世界现当代史》

材料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同110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邓小平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差别考虑国家关系的新思路，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国家关系应遵守的原则。邓小平要求把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具体到对外关系上，明确提出经济开放的同时，文化也要对外开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重大举措。江泽民还将国际新秩序理论的内容从政治与经济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

——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材料一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迅速结为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很快又以日本作为其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当年这是中美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40年代末，一连串事件造成了中美两国的长期敌对与隔绝。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开启，中国重返联合国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这时踏上征程。

——章百家《穿越历史透析中美之变——当前对两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材料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的遏制政策的结构性变化,必须高度重视从2008—2018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2008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这十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更替和政治路线重新定调的十年,也是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美国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而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

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国内学界越来越充分地确信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是毋庸置疑的，是源远流长的。但国际上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商代开始。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各民族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下表是不同视角下的“黄河文化”

——编自王海飞《论黄河文化的形成过程、内涵与形态》

材料一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流域9个省（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0余万处，占全国的39.7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221处，世界文化遗产11处，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1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3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9处，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6处。

——据202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黄河文物保护利用规划》

材料二   人类有很多种不同的文化，它们都是“自我”生长起来的，一种活生生的文化，总是历史上种种行为形式的博物馆。每个文化集团都有自己唯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

——摘自弗朗兹·博厄斯《种族、语言与文化》

从自然环境来看，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总是和它产生的地域相结合的。黄河流域的文化与其地质、地貌以及自然地理的特点密切相关。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像大地母亲般地孕育了黄河文化。

——摘自侯仁之《黄河文化》

材料 历史上的“中国”一词含义较多，大致进程如下：

——摘编自龙晓燕、王文光：《地域、民族、国家：“中国”一词作为国家名称的历史过程述论》

材料   人类文明体主要类型的简单分类法

——摘编自【美】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

材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方针，各解放区继续实行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民主选举的各项原则和制度。一些解放区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颁行了选举法规。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为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首次大会进行了乡、县、边区三级普选。这次选举产生了10名边区参议员，包括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在党派关系上，共产党员61人，国民党员19人，救国会员1人，无党无派人士89人。解放战争后期，对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者的范围和条件作出新的规定。1949年1月，《东北解放区县村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规定：经军事法庭、司法机关和人民法庭判决剥夺公民权者，有反革命行为及民主政府缉办在案者等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49年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明确地把“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列为被选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首要条件。其他解放区颁布的选举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摘编自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等

材料 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尽管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国政治舞台上主要政治团体人士的承认。参加者包括38位代表：国民党8人，中共7人，其他党派团体14人，无党派代表9人。

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议案涉及如下内容：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新政府委员一半由国民党外人士充任；通过宪法草案，立法院由选民直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成立军事三人小组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国、共和美国代表各一人),实行军党分立原则。

——根据《和平建国纲领》等整理

材料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党组织根据全国土地会议部署，结合土改开展了整党工作。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党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那些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党员辅之以组织纪律处分；对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坚决清除出党。1948年9月，大批从事土改工作的干部深入乡村，将土地改革、整党建政和准备春耕结合起来。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大部分老区、半老区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通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

——摘编自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

材料一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为了使华北区的工作实现党、政、军、财的统一，1948年5月，中共中央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积累政权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做准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认为新政权的组织既不能照搬苏联，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应是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政府领导人，制定各项施政条例。但在刚刚接管的新城市，群众尚未被充分发动起来，不能召开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只能召开协商性质的、主要对群众起联系作用的各界代表会议，然后待机实行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华北区是首先按照这一设想进行政权建设运作的。

材料二   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中（1948年），大会原本尚有修宪之主张，后来在未更动宪法文本的方式下，增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使相关法案能获得国民党外人士的支持，蒋介石于1948年4月9日约见民社党主席张君劢，“研究国民大会提议勘乱时期授权政府紧急措施案。张始则犹豫，继乃赞成，终则要挟以经济援助”。在几经协调之后，莫德惠等771位代表于15日，向大会提请制定《动员“乱”时期临时条款》。经代表讨论决议，大会于18日通过增订《动员“裁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拥有紧急处分权。王世杰指出“此一条款给予总统以紧急命令权，对于财政、经济可发紧急命令，对于非常危难，可宣布戒严。此一条款之起草及在国民大会通过，我均负有特殊责任。”

——以上材料均选自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六卷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注重对于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重视通过道德教化，培育官员的家国情怀，激发官员的浩然正气；通过法律规范，规制机构的职责程序，约束官吏的行为举止，从而取得了良好效果。历代王朝所实施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中，道德始终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德治”成为历代统治者所弘扬、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官吏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道德规范所涉及社会关系比重，道德治理的社会覆盖面以及实施效果，都充分展示了“德治”的生命力和有效性。

——摘编自朱勇《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

材料二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各解放区也开始逐渐连成一片。根据地民众通过人民代表会议的选举，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阶级基础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要建构的新的政权结构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摘编自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