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奴隶制度逐渐瓦解，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兴起，随之而来的是诸侯国之间的争霸与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需要有识之士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于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了发挥才干的历史舞台。他们大多自成一家，有自己的精髓思想，帮助列国进行改革。周朝以前，学在官府是理所当然的，春秋战国时期，士族阶层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局面，各地出现了私学，许多知识分子有了学习的环境和氛围，各流派的思想得以传播，他们广收门徒，著书立说，百家争鸣逐渐产生并发展。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材料二   在治国方略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道德和礼教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孟子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被人民推翻。韩非子认为王权是法律的来源，是君主权力的一部分。道家主张无为，信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认为无为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到了封建社会，王朝初期多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经济有所恢复后实行积极有为的儒家治国，同时制定法律，规范民众行为。

——摘编自钱崇涛《百家争鸣万流归宗——略论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一）》

材料一   秦朝之法源于先秦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的依据则为李悝的《法经》，后改法为“律”，后世便以“律”为法治之名。秦朝的律并不仅仅指刑律，还包括很多行政中应用的各种规章，如：农业管理有《田律》，市场管理有《市律》，货币及财务有《金布律》，等等。秦朝的律法中有大量的律条是维护中央集权制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很少会从臣民角度考虑律法的合理性。在律法的具体实施方面，秦朝特别重视臣民对律法的了解，统治者认为只有臣民都明确地知晓法律具体条文，才能使他们有法可遵。所以秦朝的各法律条令都会向民众公布。秦朝的法律非常严酷，民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

——摘编自徐岩《浅析秦朝政治制度对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西汉初年，陆贾建议汉高祖刘邦效法商汤、周武王“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实行“仁义”。文和武，也就是德和刑的两手，其各具用途，必须并重，使相济为用。汉初黄老思想虽对秦代的专任刑罚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但并不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也强调“明具法信”“进退循法”。黄老学说提出“刑不厌轻”“罚不患薄”，这与秦代重刑学说有天壤之别。这种思想立足于道家的无为，却和儒家的仁政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到惠帝、高后时的“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文帝、景帝各代的“除肉刑”等，就立法者意愿来说，都是要改变秦代暴政，要求宽减刑罚。

——摘编自田大治《论汉代的德主刑辅制度》

材料   隋炀帝即位后诏令宇文恺在洛阳城废墟以西9公里处修建洛阳城。洛阳城全城面积45.3平方公里，城郭周长25公里。城内共有一百零三坊三市。城内河渠众多，到处都有漕渠相通。整个水运系统以洛水为中心，城南城北遍布河渠；洛水北岸有瀍水、漕渠、泄城渠，南岸有通济渠、运渠和分渠。隋炀帝还开凿了南北大运河，使洛阳交通更加便利。大量的劳动力迁入，使洛阳的人口得到了迅速的增加。唐朝初年，洛阳社会稳定，人口大量增长。武则天时期定都洛阳，其人口一度突破一百万，洛阳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商业大都市。人口的扩张也带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唐初，由于关中地区人口众多，粮食无法满足需求。于是，统治者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了相当数量的粮仓。其中最重要的有洛口仓和含嘉仓。武则天时期，大量人口的迁入，为洛阳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并拓宽了市场，来往洛阳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

——摘编自《隋唐时期洛阳城经济文化的发展》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民歌的歌词在内容方面大部分是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在那个时代，在封建礼教强大的统治威力的笼罩下，男女的正当爱情经常不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热烈而大胆歌唱男女爱情的而又较为婉转动听的民歌就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北方民歌保存于《乐府横吹曲辞》，《横吹曲》是军队中应用的音乐，要求雄伟悲壮。当时北方各民族间常起争端，战争频繁。长期的行伍生活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北方人民的性格锻炼得勇武刚强，北方民歌以很多篇幅反映了战争和人民的尚武精神。

——摘编自晏天丽《浅论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

材料二   唐人饮酒姿态豪迈不羁。一些酒肆轻歌曼舞，宴饮游戏丰富多彩，这种氛围带给诗人的不仅仅是感官上的刺激，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新鲜与愉悦。在酒肆交易中，现钱买卖、质酒、以物换酒、赊贷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诗人买酒的欲望，极大地改变了唐代诗人的生活方式，助长了饮酒习尚，由此酒更能迅速融入诗人生活。酒肆题壁诗推动诗歌传播，酒肆成为酒妓歌舞表演的场所及其与诗人认识交往的媒介。在酒肆文化中，诗人作诗技艺的精进与诗歌风貌的嬗变都在悄然进行着。

——摘编自于帅帅《唐代酒肆与唐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