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宋太祖、宋太宗）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北人过海外，是岁（一年内）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一年内）不归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

——摘编自[北宋]朱或《萍洲可谈》

材料二

材料   中国的对外贸易源远流长。如表所示是某课题组提交的研究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事件中的三例”及其概况。

材料   胡光墉破产案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光墉进入左宗棠幕府，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被朝廷嘉许，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后来，胡光墉依仗与左氏的关系，在东南各省开设钱庄和票号，甚至经营当时私人票号被禁止的官款业务。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加上中越边境紧张，胡光墉的阜康票号因挤兑风波而倒闭，紧随而来的是官款索赔问题。清政府谕令左宗棠查办阜康官亏案。左宗棠虽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没有对其偏袒。按制，亏空的款项由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抵偿亏损的公款即可。

本以为此案就此结案。然而，陕督谭钟麟质疑胡光墉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由此牵涉出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两大案件。第一、华商股份案。西征筹饷过程中，胡光墉按章设立乾泰公司，共筹集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和华商各认股175万两。胡光墉被质疑华商股份为其隐形资产。左宗棠认为“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并有债票为据。而户部阎敬铭认为胡氏“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1884年7月，户部在无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凭借权力认定华商股份是胡氏隐形资产，并强行追索15万两。第二、行用水脚银案。行用水脚银是胡光墉经手西征借款因公报销的相关费用。此费符合清政府默许的“援案开报”、汇单奏销的惯例。户部对此提出质疑，认定行用水脚等106784两皆为胡光墉“擅扣滥支”之款。左宗棠等人回应了户部的相关质疑，称水脚银“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曾国荃称报销依据并非户部标准，而是“轮船之定章，特数目多寡之间有不可概论耳”。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谕令浙江省从胡氏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凑齐106784两，于闰五月以前解交甘肃粮台应用。

胡光墉资金周转失灵，又受外商排挤，被迫贱卖资产。最终，胡光墉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摘编自牛澎涛《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材料一   人类文明本因地域、文化差异而各不相同，“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正因这种不同，才能“合羹之美，在于合异”。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摘编自盛世豪《深化文明交流加强互鉴共识》

材料二   所有古代文明都必然缺乏这种或那种资源。为获得或控制相关资源，不同文明之间会有程度不等的交往。1500年之前，亚欧大陆大体被划分为农耕和游牧世界，两个世界的经济相互补充，双方有着密切的往来。

——摘编自晏绍祥等《如何理解古代世界文明的多元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