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入关后，密切关注边疆事务，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帝国。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朝抽去了“大一统”理论中“华夷之辨”的内容，将之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形成以推崇“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之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

——摘编自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材料二   民国时期，封建帝制被废除，民族平等被写入约法和宪法，推动了边疆民族观的进步。治边思想由古代的“守中治边”到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在边疆地区的施政方针上，由“因俗而治”转变为促进边疆内地化。措施上，提出了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在边疆推行省县制、改土归流、改革盟旗制度等，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制定并实施了开发和建设边疆的经济政策，同时开展边疆教育，提高边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

——摘编自马玉华《治边政策：从清代到民国的梳理》等

材料   余桂元《中国古代史》目录（节选）

材料一   周人的统治改变了夏商时期亲族聚居，一族即是一“国”的政治结构；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建立起一批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一国之内则是各族混居，这就为未来向成熟的地缘国家发展莫定了必要的基础。…… 就是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的生长聚合，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摘编自王和《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材料二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具体又有夷、蛮、戎、狄等名称。 ……到春秋，四夷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与华夏诸国杂居，填充了各国之间的很多空地。 ……最终到泰汉以后形成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长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一   华夏……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春秋争霸史主要是齐、晋两国与楚国争夺霸权的历史，这本身就带有华夷之争的性质。……楚国也在北向争霸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向华夏集团靠拢……同时，华夷关系并非只有斗争一面，双方也存在密切的和平接触与交流。以婚姻为例，双方通婚的材料见于史载者颇多。……秦灭六国，诸夏为一、秦始皇接受了邹衍的“九大洲”理论，欲把边疆之土与四境夷狄尽数吸纳到帝国的政治结构之内。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最终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元朝大一统的成果，不仅表现为版图辽阔，而且表现为对边疆控制的强化。……对漠北、东北、云南、吐蕃等边远地区，元朝都因地制宜地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

——编自《元史·地理志一》

材料三   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形象地比喻成“滚雪球”。最早是黄河下游的不同部落之间碰撞融合，汇聚成雪球的核心；然后长江流域的部族加入进来……清朝满洲的入主、对新疆的开拓、对西南统治的加强，又为雪球增添了新元素。

——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四邻的夷、蛮、戎、狄等民族被华夏族概称为“夷”。到春秋时期，四夷的势力有增无减，并且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华夏和夷狄虽有冲突，但就种族、血缘而言，则华夷往往存在联系。以婚姻为例，双方通婚的材料见于史载者颇多，如晋文公之母为戎女，其妻亦为狄女。在长期杂居、邻居的过程中，发达的华夏文明对戎狄蛮夷产生了很大影响，戎狄蛮夷的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曾以蛮自居的楚国也渐不再被视为蛮夷。春秋战国，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广泛的族群，最终到秦以后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一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末（从事工商）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妻子收为官家奴婢）。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汉高祖）认为秦亡的原因之一是不分封子弟，孤立无援，故而又重新分封了自己的若干兄弟子侄为同姓王。……诸侯王在自己王国内拥有较大权力，可自行任命大部分官员并征收赋税，大者地跨数郡，其总地盘超出汉朝廷直辖郡县。

材料三   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允许并鼓励诸侯王“推私恩”将王国土地再行分封给子弟为列侯。此举没有像削藩那样招致反抗，效果异曲同工，“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帝恶其国俗鄙陋，乃迁都洛阳，改国姓为元氏，禁胡语胡服，而一切改从汉制……时魏之势虽极盛，然剽悍勇武之风，渐次消灭。

——《中国历史讲义》

材料五   唐朝对少数民族实行一视同仁的态度，允许少数民族学习华夏文化，在朝为官，甚至招募少数民族军队。唐朝民族政策的特点是开明。唐朝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开明政策。

材料一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民，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摘编自《史记·陈丞相世家》

材料二   元朝为管理这样广袤的疆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省制度……在邻近首都大都的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区，不设行省，称为“腹里”……吐蕃作为一个单独的大行政区，也未设行省……起初行省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央派出机构色彩，至忽必烈后期已基本上转变为地方常设的最高行政机构。

材料三   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极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清朝对边疆民族的治理使得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材料一   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长民者”指管理百姓的人）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之公乎？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

材料二   元统治者吸取了汉唐以来地方割据势力据险对抗中央政府这一教训，打破了自然的疆界，极力避免某一地区成为地方长官据险称雄的国中之国。地方区域的设置，人为地使自然区域割开，造成犬牙交错的局面。……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

——李怀孔《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