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周游列国，为实现其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四处奔走，其所关怀之核心。乃是现实政治，而非纯粹的知识。而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大多读书人积极入世，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以期通过对知识资源的掌握谋取仕途，参与政权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就直接产生了大量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在先秦，中国尚未形成规范的选拔机制，选拔士人参与政治及士人的进阶，主要依靠诸侯的赏识。但是，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并不成熟和规范，而统治者也一直在主动地进行制度设计，促使士人与权力进一步结合。直到隋朝创立的科举制，成为往后中国政治吸收、笼络士人的常规机制，并越来越成熟，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趋于制度化、规模化。

——据刘广莉《依附与独立：中西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面向》整理

材料二   沈阳知识界爱国志士从1931年底到次年1月冲破日伪军警特务严密监视。将生死置之度外，搜集整理反映九一八事变实况的材料，编辑成《TRUTH》汇编，向国联调查团上书，捍卫中国话语权。大学教授刘仲明、社会教育家张韵冷、医学家刘仲宜等九人，在递交的材料上郑重签名，史学界称其为沈阳“九君子”。经三位英国绅士书写证明信等方式辗转协助，形成符合国际法惯例的文件，历经周折.上交给李顿调查团。调查团形成了以（TRUTH》等材料   为主要依据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略行径作出了三项定论：一、“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二、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有计划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三、“满洲国是日本一手操纵和控制的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一致通过。日本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

——据徐建源《从六君子、七君子到九君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君子精神和救国担当》整理

材料一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欲善，而民善矣。”“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孔子

材料二　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乌)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

材料三《春秋繁露》记载：“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材料四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推荐3】16至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几乎同时出现了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但是二者的性质和影响却有天壤之别。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儒学自16世纪始大规模西传入欧，到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孔子的“天道自然观”中找到了中国存在原始自然信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天神论，而是“自然的道理”，并据此来批判被他称为“理性之大敌”、“文明之恶棍”的基督教神学。儒学的突出特征是侧重于道德伦理，并使之与社会政治相结合，以达到国家的“仁政德治”。伏尔泰对此无比推崇，百科全书派代表霍尔巴赫也呼吁“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他们借此反对旧道德，期许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时，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在积极地从先秦儒学中汲取营养，批判宋明理学，出现中国的早期思想启蒙。

材料二17、18世纪中西方社会均处于较剧烈的变动之中，……欧洲正处于新旧思想，新旧力量激烈交锋的状态，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注定了二者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儒家学说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变革，而中国的启蒙活动却未能形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思想运动。

——以上均摘编自谈家胜《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及其影响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指出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借助儒家思想进行现实批判的主要表现。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批判出现的相似社会基础。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对现实进行批判产生影响迥异的经济和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