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与农耕聚落都有了很大发展。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粮食的储备，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内部大小血缘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关系平等和睦。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在郭家庄发掘的160号商代墓葬中，出土青铜礼器40件……器表均有精美的纹饰和族徽文字，还有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工具，220件青铜贡器和900多枚铜镬……墓主人可能是地位较高的武将。

——摘编自《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材料三   《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迟也。”所谓“公作”，就是指奴隶在井田上的集体耕作，“分地”则是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这反映了没落的奴隶制与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之间的鲜明对比。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因小农生产的发展，使得更多的田野被开垦出来，促使人们在水利建设中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所谓“井田度，沟洫堙，水利所以作也”，就是这个道理。在夏、商、西周时代，农田水利主要以排为主，灌为次。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新出现的水利工程着重于拦洪蓄水，实现人工灌溉。这与禹治水后积水有了很大消退，同时气候的变化，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一带干旱较为严重有密切的关系。

——摘编自郭松义《水利史话》

材料二：公元605年，隋炀帝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利用已有的经济实力，征百余万民工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年又调十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构成下半段。三年后，用河北民工百万余，挖永济渠，通涿郡（令北京南），构成上半段。又过两年，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杭州）。至此，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据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摘编

材料三：1952年，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黄河时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也是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首次提出。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2000年6月5日，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有序展开，经过数十年研究，南水北诵工程总体格局定为西、中、东三条线路，分别从长江流域上、中、下游调水。2013年11月15日，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运行。2叭4年12月12日，中线工程一期正式通水运行。

——摘编自《南水北调工程大事记》

【推荐3】《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碓（duì，同堆），辟（避）沫水（指岷江）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此后，晋人常琚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位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李可可《都江堰——我国传统治水文化的璀璨明珠》

【推荐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重商主义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是与工场手工业和资本原始积累相适应的经济学说和政策。这一政策限制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由此，经济政策的钟摆开始反向运动，1759年亚当·斯密首次提出“看不见的手”，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从重商主义到经济自由主义历时百余年，这次经济政策变革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到19世纪末期，经济自由主义登上巅峰，也开始走向极限。20世纪前期，英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西方经济大危机，之后，英国经济政策“重返”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使英国社会在20世纪前期剧烈动荡后达到新稳定，出现战后20年经济的“黄金时代”。但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面临的危机重重，1979年起，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重点是“重返”自由经济，即“解放市场和压缩大政府”。

——摘编自吴必康《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

材料二   二战后，由于欧洲普遍衰落，寻求联合，先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而英国却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随着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欧洲国家联系更加紧密，英国担心失去领导地位，曾两次提出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都被戴高乐否决，戴高乐担心英国成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比喻在敌方营垒里埋下伏兵里应外合的活动）。经过几年的努力，英国1973年才最终加入欧共体。

——何梦吉《英国脱欧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经济政策发生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加入欧共体对欧洲和世界格局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主要工业部门产量大增，传统的运河航运运力有限，交通运输业供给与需求矛盾愈发突出，曼彻斯特与利物浦的商人大力提倡修建铁路，并预言“运河时代来日不多了”。冶铁业的技术革新，大大降低了铁的价格，多管式汽锅发明极大增加了蒸汽容量，解决了火车动力不足与成本过高的问题。1830年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的通车运营，标志着英国“铁路时代”的开始。该铁路线营运的前18个月，运送旅客70万人次，不到两年公司股票价格翻倍，1835年铁路净收益达10万英镑。鉴于经营铁路展现的可观经济利润，几乎所有的英国有产阶级都投资铁路，1849年铁路投资占到英国国内固定投资的40%。1835—1837年间、1844—1850年间英国兴起两次“铁路热”，到1870年，英国铁路通车长达15500英里，囊括全英的近代铁路体系基本建成。英国铁路的成功揭示了一个规律：交通运输业本身的发展，共寓于经济发展总进程这一共同体中。

——摘编自张廷茂《英国铁路运输与工业革命》

材料一   1492年美洲地理大发现后，全球主要经济活动区域逐渐被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加强。经济实力，特别是各主体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虽然是全球化规则变迁的主要因素，但实际催化却千差万别。对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而言，增长是加法，危机是减法，技术进步是乘法，而战争冲突则是除法，每段时期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通过工业革命获取的先发优势是英国得以主导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英失衡与鸦片战争代表着东西方主导权的交接，这正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时刻。

——摘编自杨志刚《全球化4.0时代的中国》

材料二   在最近的250年里，五大新的原动机已经产生出一般称为机器时代的新时代。18世纪发明了蒸汽机；19世纪创造了水轮机、内燃机和汽轮机；20世纪又有燃气轮机问世。历史学家往往会杜撰出名言警句来表示历史的运动或潮流。例如，“工业革命”这个词就常常用来描述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下半叶这段时期的发展。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但同时期的物质进步和社会动荡相结合又产生了激动人心的深刻变化，如果考虑到这些非同寻常的日子，应该完全可以称其为革命。

——摘编自查尔斯·辛格《技术史》第四卷

材料一   19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在通商口岸举办了一些商办的近代企业，但在中国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得到清政府正式承认而处于“不合法”的地位，直到1898年清政府才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表示要“提学工商”。

材料二   自1902年起，荣氏兄弟与友人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1903年独资更名为“茂新”面粉厂。1905年又设立振新纱厂，1912年后陆续在上海、无锡、汉口开设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茂新面粉厂。历经二十余年，荣氏兄弟便进入了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行列，成为名震工商业界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到1922年2月，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和纱厂已经达到16家。

材料三   我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在发展道路上存在许多荆棘坎坷，也有不少机遇和条件。有人用一幅示意图来表示民族工业的发展。

材料一 1896年，荣氏兄弟决定筹办面粉厂。在办厂审批时因为没有送礼，遭到当地士绅的反对，幸好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倡导办实业的官员，一连下了八道批示要求地方官支持实业。最终才导致保兴面粉厂、振兴纱厂等企业的创办。

材料二 1914年“一战”爆发。西方列强忙于战争，中国市场进口棉纱减少，还纷纷向中国大量订购面粉，荣氏企业便大力扩充规模……荣氏企业在每个袋装面粉中塞入一个铜板，以博取顾客的中彩心理，引发了大家竞相购买……机制面粉价廉物美，并毫无毒素，很快便在面粉业立足、发展起来。

材料三 抗战时期，荣氏工厂惨遭浩劫。抗战后，荣氏企业试图东山再起。但继之而来的是同根相煎，再加上美国产品的涌入，以及通货膨胀，荣氏企业终难恢复战前的辉煌。

材料一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简况表(部分)

材料二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面粉业生产能力发展变化

——《罗斯福传》

——《苏联真相》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一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解决战时共产主义的危机时，列宁指出：“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摘自《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材料二   20世纪20—30年代，在苏联……，绝大多数农户加入集体农庄，形成了集体农庄经济制度。农庄是国家直接支配的经济单位，其播种结构、播种面积、单产量、总产量、牧畜种类数量、农艺措施以及农畜产品的分配等各项指标，都由国家决定。为保证工业化所需资金，国家实行义务交售制，以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收购农庄的产品。……与此相对应的是严峻的农业形势：1953年的人均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只有432公斤和30公斤，比革命前1913年的540公斤和31.4公斤还要低。

——吕奔《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

材料三   1955年他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出“玉米是最高产的作物，应该在我国所有地区广泛推广”，要求到1960年播种面积至少扩大到2800万公顷……1956年农业丰收，这一特殊情况使赫鲁晓夫头脑发热，1957年5月，他未经中央讨论，在列宁格勒一次集会上宣布三四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在肉类、奶类和黄油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惊人目标。这一目标遭到苏联党内一些人和经济学家的反对，也受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嘲笑，他却还是一意孤行。

——摘编自唐士润《评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