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集中于上海、南京和汉阳，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1895年起，华资制造业数量有了增加。政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和1904年颁布“公司法”，各省商绅反帝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这些企业均有官方资助和支持（如采取部分免税或垄断某些市场等形式）。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冶萍公司就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由盛宣怀管理，并依靠李鸿章和张之洞支持。即使象张謇的大生纱厂（1899年）和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等商办企业，也要归功于官方的关系，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材料二   晚清时期，工业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银行制度并不存在，政府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由于没有关税自主权和外国人已索取的特权，华资企业无法与进口货和外资企业竞争。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在人地比例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生活，农业技术发展潜力消耗殆尽。但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问题在于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的特征，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美）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材料一：中国的传统文化自汉以来，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架构，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但是到了晚清出现千年未有之文化危机……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不断重建文化自信心的过程，这种文化自信心的建设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

——廖保平《铁屋里的大国突围》

材料二：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于是，在中国社会缓慢地发生变化的同时，出现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地理学中寄托了他们经世匡时的苦心，并标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可惜的是，在当时，对这两部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

——摘编自《陈旭麓文集》

材料三：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四：清末倡导维新的人物，无一不受到西方的影响。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所在的为严复。……讲富强、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术。……今日之要政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施的事项莫亟于废八股，即汉学、宋学、词章亦皆宜束之高阁。严复就物竟、天择、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理，阐发救亡的论证。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一   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600米的小铁路，向清朝官员和百姓展示铁路的便利，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条铁路，……对比杜兰德热情高涨的推广，观众相当不领情，京城百姓对小铁路的反应是“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不久，步兵衙门就以担心引起骚乱为由把小铁路拆除了。

——田吉舷《中国铁路百年》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用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

——摘编自雷颐《细说晚清七十年》

材料一：秦汉特别是汉代，中国能够熔铸为坚实的整体，乃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的“软实力”，在文化方面，在战国时代的基础上，中国有了完整的宇宙论、伦理学和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家和其他各家综合的基础上……中国的知识和科技能力，都站在当时世界的前列，这些“硬件”和“软件”的能力，使中国的生产能力超过四邻，且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故得以通过贸易，将各处的经济纳入中国的大系统之内。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二：

材料三：1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总领军政事务，有统帅驻军、考察官吏、屯田置牧、组织生产、核征赋税、巡边守土等职能。

材料四：1864年，新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反对清政府，形成内乱局面。英国支持的浩罕国军事首领阿古柏趁机入侵，占领南疆和北疆部分地区。俄国出兵占领伊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