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的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启闭，违反规定就要受到处罚。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居民被固定在坊内的封闭空间里，不得破坏坊墙。唐代“市”的形制建设更加规整方正，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市署官吏系统，对市场进行管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宋太宗时期出现侵街现象，临街设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屡禁不止。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1038年)，允许临街开设邸店，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

——摘编自张春兰《唐宋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一：隋唐时期，"(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千余肆"，后历经两宋明清的发展，古代商业行会达到了顶峰。古代行会规定，加入行会后在原料采购、商品销售、运输用人等方面，均可优于其他从业者，商业行会在行业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古代行会的发展离不开强力机构的支持。传统中国，外出经商者常常按地域籍贯形成商帮，遇事即互帮互助，商会作为工商业者的组织便承担起了这方面的职责，在社会保障和慈善公益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摘编自张宇丞《古代商业行会的现代借鉴意义》

材料二：商业组织的革新是城市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商会是在清末出现的最为普及的新式商人组织。1896年，张謇议设的商会是包括各行各业的综合机构，也是介于官商之间的桥梁机构，至1912年，全国商会达998所。1930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商会法》和《同业公会法》，仅徐州就陆续改组或新成立同业公会36个，1930年冬，县商会改组，选出15人为执行委员，组成委员会，另选5人为监察委员，组成监委会。1932年，县商会设立了小额贷款处，向大商户筹集的贷款基金约1000元，无息借用，发放无息贷款的对象是小摊贩。

——摘编自赵良字《近代商业组织的嬗变与城市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