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材料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价,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二则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对于唐宋变革的社会性质,日本学者认为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宋元社会发展进入“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而国内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以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

——摘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