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

材料一   元代的河南地区尚未大规模种植棉花。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影响晚清时期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京汉、汴洛两铁路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也变得便利和快捷。20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35万枚纱锭。英、美、日等国纱厂也迅速增加，如日本1892年有39家纱厂，38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就达88万担。

——摘编自刘西峰《清代河南棉花的种植与运销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是900万亩。199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为1234万亩，此时新疆的棉田只有652.8万亩。1992年，河南省棉花种植达到巅峰，棉花种植面积飙升至1872万亩。200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33%，河南的棉花产量则为16%。2008年，新疆季节性采棉工有68.6万人，最大的省外采棉工团队来自河南省，达18.1万人，仅次于新疆本地的22.8万人。201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只有700万亩。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

——据《河南统计局棉花种植30年报告》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