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结束后，人们对于理性的信仰已经衰落，但以福泽谕吉（1835—1901）为代表的日本国内知识分子，仍然坚定地信仰“进步”这一观念。这一信仰也导致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负面结论：颓废和落伍的反面教材；是日本实现脱亚入欧的桥梁。福泽谕吉因此认为，日本实现开化的源泉在于西方。福泽谕吉倡导“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促使日本发展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感的公民。福泽谕吉偶尔也提倡男女平等，但是仍然认为女性的主要地位在于家庭。他认为不可赋予政府过多权力。由于对政府持怀疑态度，他不出任任何政府职务，致力于著述、办报、办学。在福泽谕吉看来，独立自主之于国家和个人，后者才是前提与基础，而个人的独立自由将会促进国家的富强和民主。

——摘编自【美】康拉德·希诺考尔《日本文明史》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视“大一统”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政治追求。各边疆少数民族也都普遍认同“统一”的政治观念，汉代的匈奴说自己的祖先是“夏后氏之苗裔”，唐代西域的突厥政权自称“桃花石”（即中国）。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东方封贡体制和宗藩观念。

——摘编自底蕴《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左宗棠主张海防和塞防并举。他建造福州船政局，注重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技工，强化东南沿海水师，十分重视沿海战略要地的军事防备。在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防务，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他力主援越抗法，希望打破法国侵吞我国资源的企图。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宣称“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目的是保卫国家任何一寸领土，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全。

——摘编自李风《左宗棠的国家安全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错综复余的新的安全局势创造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

——摘编自张志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君主和谋臣们就意识到人口规模对争霸的重要性。比如“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就曾接纳管仲的建议，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越国由官府出面为孕妇提供免费的接生服务，并为新生儿家庭直接提供物质奖励，而且是生得越多奖励越多；商鞅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推动了更多年轻人尽早结婚。

——据梁建章《中国人口政策变迁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鼓励人口繁衍，特别是康熙晚年实行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同时，清代疆域扩大，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被纳入人口统计与户口编审的范围，人口统计范围的扩大使人口数量得到极大地增加。为了养活众多人口，主要的增产途径就是增加耕地的面积，进入山地、丘陵地区开垦拓荒，加上外来耐旱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全域性的开发，如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这些使明清时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远远超过了两千年封建时期中国人口1%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

——据蔡欣《探究明至清中叶人口增长的特点、原因与影响》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