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而确立于唐。因为有多种科目，“分科举人”，故名科举。与重点在于推荐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没有如“入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与“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通过建立适当的考试系统，选拔能干的人才从事公共服务。……成绩突出的公共服务人员可以得到晋升，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员可以得到最高奖励，以此鼓励公共服务人员勤勉的工作态度和进取心。

任何公务人员不因此而承担向政治基金会捐款的义务，也不因此承担提供政治服务的义务。

他们不因拒绝上述捐献和服务而受到歧视。……任何公务人员都没有利用职权或个人影响去强迫别人或别的团体采取政治行动。

——摘编自（英）《关于建立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1854年）》《美国文官法（1883年）》

材料三   孙中山提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的思想。他曾说：“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救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孙中山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他的文官考试思想和他下令规划、公布的考试法规，不少重要内容后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

——摘编自《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光明日报》）

材料一   公元前6世纪末，波斯帝国进入极盛时期，把古代东方的几个文明中心都囊括在里面了。帝国境内有70多个民族，它们之间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传统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为了维持帝国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基本保留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内部结构，并允许被征服地区保持自治权。但是，这种地区间的差异性又往往是波斯帝国内部分裂势力得以滋生壮大的根源。大流士即位前后，席卷帝国的叛乱或起义证明了帝国并不稳固。所以，大流士在局势稍微稳定之后，就开始著名的改革运动。而大流士的改革正是通过政权的力量把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调整到和平的、有序的、理性的最佳状态，并由此影响到对外交往。

——摘编自于卫青《波斯帝国》

材料二   汉朝与罗马帝国交往的主要线路示意图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三   罗马帝国建立的同时，也用武力打通了西方与东方各族人民的交往通道。罗马的多民族文化也辐射至帝国的四周，罗马人的足迹远涉帕提亚、印度、中亚，甚至达中国……庞贝古城有印度女神雕像出土，北欧的丹麦也有印度佛像的发现，而在印度半岛东海岸本迪治利城，则发现了一个罗马商战遗址，出土了大量意大利陶器和罗马帝国钱币，越南等地也有不少罗马钱币出土。许多研究者还认为庞贝壁画中的天神、英雄和王侯显贵所穿的迎风飘展的长袍大褂都是丝绸制成。而众多古典文献的记载更是中国丝绸大量输入罗马的明证。

——摘编自杨俊明《古代帝国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传播》

材料一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而确立于唐。因为有多种科目，“分科举人”，故名科举。与重点在于推荐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没有如“入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与“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二战以来，西方传统文官制度体系中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官分途原则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文官试图打破“政治中立”的樊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随着政府所处环境以及文官制度核心价值观的变化，传统文官永业原则受到挑战。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往往僭越制度的规范，典型的做法就是不经过考试任用的程序直接任免文官；另一方面，出于技术方面的考量，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行政职位的一部分特别是高级职位向社会开放，不拘一格招揽优秀人才，这淡化了考试任用的制度刚性。

——摘编自秦勃《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官制度的嬗变与重构》

材料三   孙中山提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的思想。他曾说：“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救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孙中山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他的文官考试思想和他下令规划、公布的考试法规，不少重要内容后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

——摘编自《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光明日报》）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三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一   为了纪念工业革命的成就，英格兰银行将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以及帮助他完成商业化的企业家马修·博尔顿的头像，印制在最新版的50英镑面值的纸币上。正是他们合作下的蒸汽动力，推动着英镑走向世界。1860—1914年，全球贸易的60%以英镑标价和结算。1913年末，在全球的外汇储备中，超过50%是英镑。英镑成为第一个贴着一国标签却又可以在世界上流通的主权货币。

——摘编自央视纪录片《货币》

材料二   二战后初期，在奠定全球经济生产和贸易迅速增长的基础方面，美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为国际贸易和贷款机构提供资金，世界经济从战争破坏中恢复。美国经济的巨大财富，使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是欧洲和亚洲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二战后不久，美元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它有着稳定的固定价值。直到1971年，美国政府一直保证每盎司黄金兑换30美元的币值，以黄金为基准维持着美元价值的稳定。美国的对外援助，在战后初期主要流向欧洲国家，促进了经济增长。

——选自丹尼尔·R.布劳尔《20世纪世界史》

材料三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内没有金币流通，黄金不再起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各国用所持美元兑换黄金有一定限制，如只许各国中央银行与政府机构兑换，兑换量受美国黄金储量的限制；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一旦美国经济动荡不定，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将发生动荡。双挂钩制度的建立使美元处于等同黄金的地位，因而美元成为各成员国的主要储备资产，美元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如果美元汇率下跌，其他国家的官方金融机构就需要大量抛出本国货币，买进美元，促使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元汇率回升，结果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量增多，加剧了世界通货膨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各国不能利用汇率的波动达到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只能消极地实行贸易管制，或放弃稳定国内经济的政策目标。既没有对那些不能一贯执行体系规则的国家实行严厉制裁，也没有对那些在某些条件下维持合作行为的国家提供充足的金融资源。

——摘编自刘生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内在缺陷及历史作用分析》

材料一   洋务派不是资产阶级集团，而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集团。中国近代化由这个官僚集团来启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的。19世纪60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开始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中国封建社会内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就被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所摧毁，因此中国没有一个像西方社会中那样的市民等级来肩负这个使命。当时掌握政权的洋务派官僚集团，从外国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但“渐知泰西火器之利”，并且发现廉价的纺织品、便捷的轮船和煤铁之利，可以裕财政、浚饷源，既可维护封建统治，又可为本集团带来利益，于是充当了启动中国近代化的角色。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得极其成熟而完备，特别坚固，在洋务派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不可能排除封建生产方式的顽强抵制，只能在不改变封建主义内容的基础上，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制度，移植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扭曲了的近代化经济形态。

——摘编自《历史学习》2000.11

材料二   如同世界各主要国家近代企业制度的演变一样，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在其生成、演变的过程中，大致上经历了“特许制”与“准则制”两大阶段。在近代公司法尚未制定和颁行之前，所谓的特许制则是经地方封疆大吏奏准后的特许。如轮船招商局的设立不是依照适用法律注册登记，而是经地方官员向朝廷奏准后设立的。这在轮船招商局最初发行的股票中写得十分清楚，轮船招商局“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奏准设局招商”。这一由地方大宪奏准设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特许制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体制下，由谁奏设，谁就取得了该设立企业的实际掌控权，如奕䜣所说“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早期的企业设立特许制，以及特许制下的地方大员掌控制，是近代中国早期企业产权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特征。

——摘编自《1872～1883轮船招商局早期的企业制度特征》

材料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西方式现代化的逻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这一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一方面，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成果，通过市场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构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摘编自《学习时报》（2022年12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