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管理的变化（中央集权）示意图：

材料二   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划分和地方政府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之制沿革损益，而无根本性质的变动。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材料三：凡有政事，先由中书取旨撰拟诏敕，付门下审覆，再下尚书施行；……惟是事权分立，往往发生流弊，尤以中书门下两省，或论难往来，各逞意气。太宗深察其弊，乃令三省长官合署办公，是谓政事堂，此实唐代宰相制度之一进步也。

——严耕望《唐代文化约论》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特点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之后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新中国成立至朝鲜战争结束，严格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局势的缓和，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中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左”转和中苏关系的破裂，政策转向依靠美、苏之外的“中间地带”。虽然经历了变化，但大体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突破“一边倒”战略，只是在中苏同盟的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

——摘编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逐步调整对外政策，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外交战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经济共同繁荣。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深刻、最成熟的一次。

——摘编自颜永琦《从结盟到不结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背景探析》

材料一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左传》

材料二   据载，在周公摄政时就分封了71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周的同姓子弟。分封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天子“授民授疆土”，将某地区的土地连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封赐给诸侯，由他们去建立国家。诸侯要对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屏藩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发兵从征等义务。周朝的分封制主要是由统治部族对被征服地区主动进行的武装拓展，大大加强了王室对全国疆域的控制，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度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