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侵华接踵而至，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 中国试图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但英法操纵的巴黎和会置若罔闻。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对德、意、日宣战。自1931年以来，中国在对日作战已经有 十个年头。美国、英国等国认识到中国战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重要地位日益明显。1943 年 1 月 11 日，中国与 美国、英国分别签署条约，废除英美在华一些特权。

材料二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而改革开放事业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中国在表 达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合作”而不是“援助”一词，把以往简单的援助方式，提 升为双方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富于成效的技术经济合作。

——摘编自王逸舟《中国对外关系转型三十年》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后，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力强盛，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等七十多个国家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唐朝统治者认为隋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在于外交政策的失误，过于“大汉族主义”，因此唐朝采用当时国际上遵循的外交语言，与各国元首亲热地称兄道弟，而且还特别重视民间经贸文化交流，通过不断的民间交流来影响到各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对前来中国的海外商贾，采取了不少保护性措施。

——摘编自曹文君《从外交政策看唐朝统治者的对外意识》等

材料二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新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中国外交开始重视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方式来解决清政府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三   中国坚持国家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欧积极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已与世界上11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60对，在世界上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

——《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

材料一   基辛格于1971年10月先行到京。周恩来与其就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展开磋商。在起草过程中，美方力图把美国从台湾撤军同中国保证只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密切联系起来，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同意的。经过反复斟酌，最后美方重新提出台湾问题的立场，写入后来的中美联合公报中。周恩来对这一表述方式表示赞同。双方终于取得了谅解。

——摘编自陈天绶《初学集》

材料二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00个左右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涵盖了世界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当前中国在全方位外交中重点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强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重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对外构建伙伴关系不是与所有国家构建同等程度的亲密关系，而是根据合作层次、领域、范围以及亲疏，建立了一系列内涵不同、领域广泛的伙伴关系。如“全天候”“全方位”“全面”“友好合作”等，体现出中国与不同国家外交关系的性质。一言概之，结伴不结盟，超越了冷战思维，摒弃了霸权主义，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苏格《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

材料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亚洲新安全观”,该观点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亚洲新安全观是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安全理念，主张在亚洲地区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摘编自王彪《浅析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如“夏”，位于宇宙模式的中心，享有号令天下的最高权威；而周围各国如“夷”，位于这个模式的边缘，必须向“中国”臣服……“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作为区隔“夷”和“夏”的标准……

——摘编自（宋）石介《中国论》

材料二 （天朝和中国的使用频率）道光最初10年，“天朝”50余次，“中国”不满10次；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至十七年四月“天朝”6次，“中国”5次；道光十八年一月至五月“天朝”仅1次，“中国”14次，“中国”首次超过了“天朝”。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记载，最初五卷中“天朝”出现约5次。至光绪年间，“天朝”已经式微，几乎不用了。“天朝”使用次数减少后，出现在史料中的自称主要是“大清国”“中国”。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清廷一些官员一方面出于对西方列强强权的义愤，力图解除不平等条款对中国的束缚，伸张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出于与西方国家办理外交事务的实际需要，这些官员逐渐认识到有必要了解西方在调整国际关系方面的法律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因此，力主将近代国际法引入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在接受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入京设馆。作为对等性的反应，1868年，清政府向欧洲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1877年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也被派往伦敦，翌年，在欧美其他国家开始设立使馆。

材料四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共同纲领》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说：“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闭关自守只能是更加落后于世界，落后于时代。如果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材料一   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彼特拉克

第36条每一个真诚悔改基督教徒，即令没有赎罪券，也同样可以得到赦罪或免罚罪。

——“九十五条论纲”

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生活。

——伏尔泰

材料二   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引发了一场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大交换。有学者称之为哥伦布大交换。欧洲移民漂洋过海来到新的土地生活，他们带来的小麦、葡萄、马匹、牛、猪等使得美洲食物和营养的供给快速增加；他们携带的传染病使美洲的土著人口数量锐减。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番茄等作物在他们的传播下也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根发芽。

——摘编自《新全球史》和《哥伦布大交换》

材料三   

材料四   资本主义在全球商贸活动与世界市场的开拓过程中，制定了有利于自身发展和扩张的国际交往规则，影响持续至今。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是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但在发展战略层面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的外交思想，而且也为当代动荡的世界走向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邹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材料一   万隆会议的酝酿和召开，适应了中国内政外交开创新局面的迫切需要，获知印尼、印度、缅甸等国有意发起亚非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适当的外交渠道支持和促成此事。外交部于1955年1月完成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提出参加会议的几项任务。4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外交部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该方案对于中国代表团亚非会议中的各项问题制定了预案。万隆会议召开后，中国代表团在正式议程之外，抓住一切时机在会场之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例如周恩来利用晩餐等时机和尼赫鲁、吴努、范文同等人会面，举行长时间的会谈。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从陌生和误解走向友好合作。

——摘编自陈长伟、牛大勇《中国开创亚非外交新局面的成功范例——万隆会议再讨论》

材料二   在大洋彼岸，尼克松自毛泽东发动“乒乓攻势”以来，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外交的宏大气魄和深奥莫测，所以一直在密切地注视中国的一举一动，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生怕错过每一个“回球”的机会。

——摘编自宫力《“尼克松冲击”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材料三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二阶段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为背景。站在新的立足点，中国开始以一种发展的全球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外交观念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这种观念的变化来自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受到政治和经济改革实际需要的推动。

——摘编自章百家《我们怎样走向世界——新中国外交视角与观念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