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中国，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为代表的士大夫，循着晚清经世致用的实学理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虽遭遇举国冷遇的困境，却影响了后世国人对救国真理的探索过程。面对甲午战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是“以敌为师”，梁启超还在《戊戌政变记》中将变法看作是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尝试的结果，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从而促成“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辛亥革命后，面对社会乱象，陈独秀将新文化看作是国人教国方案和思想启蒙不断走向成熟的结果，认识到“价值观才是根基。没有多数国民之价值观念的转变，共和制度就成了无本之木”。新文化运动后青年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其后，清政府又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在这120名幼童和后来赴欧洲的留学生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启蒙思想家严复。

如果说最早去欧美留学的潮流，是在西学强势来袭的背景下被动作出的选择，甲午战争后赴日本留学的潮流，则多了一些主动性。1898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13人，到1905年达到高潮，约有8000多人。其中杰出代表包括孙中山、鲁迅、周恩来、蔡元培、田汉等。

“庚款留学”在1909年一1937年之间，由清华选派了留美学生总计1971人，并带动了大量“自助学者”赴美，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留学生，很多人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竺可桢、侯德榜、钱学森、钱伟长、梁思成、周培源、梅贻琦等都是“庚款留学”的杰出代表。

1915年，海归精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

到了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俄潮兴起，成为一种与大众留学不同的革命留学。它一开始就是严格而有目的的革命班干部培训，在中国留学史下，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产生了“留苏热”，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领导人。经过“文革”时期，1978年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留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9.96万，成为世界第一留学大国。从1978年到2012年年底，短短34年。

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64.47万人，其中超过90%是自费留学生。

——摘编自郭霞《留学的世纪回眸》

材料 清政府的官方译书活动始于1839年，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雇用一批翻译人员，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并译有《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四洲志》在闭塞已久的社会中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大势的窗户。

同文馆于1862年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官方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为主，包括各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时论，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

官方译书机构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68年6月正式开馆……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据该馆自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1908年的40年中，共译书158种，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书18种，军事方面的书32种，商学书8种，科技书90种，附录10种中，除每年4册的《西国近事汇编》外，其余仍为科技书籍。

自中央设馆译书后，沿海地区相继仿行……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商办民间私家出书剧增。……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了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1904年，就译出各国史志以及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

——摘编自陈志勇《译书与中国近代化》

6 .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在近代也面临着种种挑战。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初儒学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现乃在于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汉儒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绝不是因为欣赏他的“贬天子”之说，而是因为他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住了法家的“尊君卑臣”的政治内核。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材料二   恭亲王奕开设天文馆的建议，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守旧官员抨击：“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洋教习正途（指透过科举入仕的官员），所损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摘编自《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材料三   五四运动时期改革者们对于中国旧传统进行批判时，很少人对之作过公平或怀有同情心的考察。他们认为几千年的社会停滞不前，给进步和改革之途留下无数障碍，为了清除这些障碍，对于整个传统过火的攻击和对其价值的低估是难免的。这使得儒家学说和民族遗产的许多精华遭到忽视和避而不提。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从外国输入的新思想过于轻信。结果，他们对于西方思想仍是常常含混不清地要么大力提倡，要么全盘否定。

——据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初儒学“法家化”的表现及其体现的时代特征。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对儒学地位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近代化史观评价倭仁的观点。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并结合史实说明这一时期“对整个传统过火的攻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中世纪的文学以教会文学为主体。文学的作者以基督教的教士居多。教会倡导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几乎全部来源于《圣经》，严格讲，是对《圣经》有关内容的演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性。

唐代推行科举制，使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得到表现才华的机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唐代思想开放，文化交流频繁，许多知识分子见识广博，而又有良好的各方面的艺术修养。唐代诗歌流派纷呈，有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新乐府派等，各派中都有传颂千古的名篇。

——摘编自徐新《西方文化史》

材料二   国际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情况简表

材料三   英国革命淘汰了已成为社会发展桎梏的绝对君主制。新政体兼有民主制（议会下院）贵族制（议会上院）和君主制（国王）三大要素。上院代表是大贵族，由国王任命，可以否决下院通过的法律；下院代表是骑士和市民，由选举产生，握有国王征收新税计划的最终批准权。……形式也还是13世纪末以来英国政府的传统形式，但其实质内容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 近代中国接触的西洋“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面对这“旷古未有的变局”，中国“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材料二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向近代文化过渡转变的历史。戊戌维新之以前，中西文化结接于“中体西用”这一命题之中，戊戌维新以后，“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折衷、融合的意识。自此以后，新与旧、中与西能否调和，成为新旧两派斗争的一个焦点和主要形态。究其实质而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思想界的“中国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正是这种论争的极端形式。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并谈谈对发展中国文化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阅读史，是一部以“仕”为主体的阅读史，阅读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甚至还规范了经史子集学习的先后秩序。但是，伴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纸质书籍的“贬值”，加之科举制度的实行，阅读权力也从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藏书和阅读不再是王室和官吏的专利，民间藏书数童和读书的人数逐渐增多，书籍种类和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著书立说，还是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代读书人，发奋苦读，求取功名，其目的都只是期待有朝一日，能“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佳出路。

——摘编自邮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

材料二 晚清的阅读革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期。新式媒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类书刊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律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为了救亡，士大夫阅读的主题逐渐由四书五经转到西学，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革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间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