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抨击“天道”及正统的道德规范“仁义”，肯定“利”“欲“，对人们所不齿的游侠敢于肯定，为他们作传，“较人于厄，振人不瞻，仁者有乎；不既信，不信言，又者有取焉。”司马光谴责游快“北公死党”、废“守职奉上之义“，是“德之贼“乱之所生也。”对于燕丹使荆轲刺秦王一事，认为：“此其又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安也哉！“司马光却以为：“燕丹不胜一朝之忍以虎狼之泰，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之不祀忽诸，罪孰大焉！”
——摘编自武少民《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之异同》
材料二 《易经）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变通久”的思想代代相传，每当社会环境激变之时，它便结合时代的需要突显出来。近代较早提出“变局”思想的是黄遵宪、丁日昌、郭嵩焘、李鸿章等人，有学者统计，1861—1900年间，意识到并深深优虑于“变局”的人不少于37位，虽则37人成不了思想主流，但这毕竟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思想启蒙力量。主张变局论的士大夫纷纷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内外危机和前所未有的时局变化之中，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倡导在改革中寻求出路。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光与司马迁游侠评价的不同点。开简要说明产生这神差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后期中国思想界产生变化的社会条件与主要影响。
材料一 西法实窃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凡彼所谓至精极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特翻译算书时不肯质言之耳。近来工算之士，每据今人之密而追咎古人，见西术之精而薄视中法，不亦异乎？
——摘编自（清）阮元《畴人传》
材料二 西人所言化学、光学、重学，盖由格物而至于尽物之性也。惟古之圣人皆以人道为重，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自尧舜三代以来，吾人皆奉圣人之教以为教，专致力于人道，而于物或不屑措意焉，是以礼乐文章高出乎万国之上，而技巧则稍逊矣。
——摘编自（清）俞樾
材料三 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摘编自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二人对中西方学说态度的差异及相似之处。
(2)根据材料三，概括严复的主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思想界对中西方学说的态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材料一 西人所言化学、光学、重学，盖由格物而至于尽物之性也。惟古之圣人皆以人道为重，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自尧舜三代以来，吾人皆奉圣人之教以为教，专致力于人道，而于物或不屑措意焉，是以礼乐文章高出乎万国之上，而技巧则稍逊矣。
——摘编自【清】俞樾
材料二 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摘编自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指出二人对中西方学说的态度。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思想界对中西方学说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4 .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劝学篇》
材料二“天下人民四万万，庶士亿万，情为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寄耳目于数人，而数人者又畏懦保禄，不敢竭尽，甚且炀灶蔽贤，壅塞圣听，皇上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厄，其道无由。名虽尊矣，实则独立于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皇上亦何乐此独尊为哉？”
——《公车上书》
材料三“……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同盟会宣言》
（1）材料一、二、三分别代表哪些派别，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态度有什么区别？
（2）材料二中对皇帝的态度和材料三有何不同？后者的号召力超越前者的原因有哪些？
当西方科学逐渐传入中国，中国人的“科学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材料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注：将火苗放在柴堆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西洋历法预测日食）即使准矣,而大清国卧榻之内，岂惯谋夺人国之西洋人鼾睡地耶！
——杨光先《不得已书》
（注：康熙年间，杨光先诬告传教士汤若望之西洋历法妖言惑众，汤若望入狱。后两人赌测日食，西洋历法精准而杨光先预测失败。杨于是写此书辩护）
材料二：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1864年）
材料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
问题：
（1）根据材料一，杨光先看待西方历法的言论体现了其怎样的矛盾心态？
（2）根据所学知识，说出材料二、三的时代背景。并结合材料，归纳出材料中对“科学”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3）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你如何看待中国“科学观”的变化？
材料一：“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疆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
——《宋史·选举志》
材料二：“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稿》
材料三：“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
——台湾学者李弘祺
（1）“宋初承唐制”，在科举考试制度上有哪些完善的措施。
（2）依据材料说明张之洞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的目的。
（3）依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科举制度的理解。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前，人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多半投以鄙视的目光，当时一般人视之为“奇技淫巧”，皆“耻言西学，有谈者则诋为汉奸，不齿士类。”19世纪40～60年代，先是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随之掀起了学习西学、翻译西书的浪潮。
材料二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摘编自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材料三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昔……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他强调“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材料四 在中国，对science的翻译经历了从“格致”到“科学”的用词变化。中国古代本有“科学”一词，如宋人文集中有“自科学之兴，世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之句。明末清初，受古代“格物致知”的影响，时人将science意译为“格致”。19世纪中叶后，“研格致，营制造者，乘时而起”，“格致”一词大量使用。19世纪末，梁启超等效仿日本的做法，将science译为“科学”，呼吁“从事科学，讲求政艺”。民国初年，学界还将science音译作“赛因斯”，意在强调科学的理性精神。
——据《近代汉字术语创制的两种类型》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人们对西学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使人们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指出王韬与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异同。
（3）根据以上材料，分析1840年以后，从“格致”到“赛因斯”，反映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4）谈谈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外国文明，尤其是西文明？
材料一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为重要，而对传统儒家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做出了否定，对君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表露出怀疑。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对其大加赞赏。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摘自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1）根据材料一，概括顾炎武的主要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的主张及其实践结果。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严重思想障碍。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史略、机器、万国公法、富国策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三人专译“有俾制造书”，译出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以后，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其中，有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等。至光绪元年（1875年），计译出40余种，刊印24种。
——摘编自《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
材料二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严复《原强》（189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意义和相关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严复思想与洋务派相比有何进步之处，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有亡国，有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责，与有责焉耳矣。
——摘自《日知录》
材料二 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变革却始终都在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朝野的目光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到清末则认识到制度的落后或许是中国的病根，而没有从制约“器物”与“制度”的思想观念文化上入手反思。
——摘编自刘惠君《试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材料三 在国家意识引领下，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历史上的中国，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而今，“一带一路”建设更是成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重要一环，是中国人民为人类发展作出的又一贡献，是新时代国家意识在国际事务和重大举措中的体现、升华和崭新拓展。
——摘编自朱文通等《国家意识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启示》
（1）据材料一，指出其作者并概括材料的主要观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器物”、“制度”和“思想”方面分别进行的实践探索活动。
（3）据材料三，分别指出“家国情怀和国家意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新时代的内涵。
（4）综合上述材料，概述中国自古以来“家国情怀和国家意识”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