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反腐热情如何纳入法律程序之中

范传贵

针对网帖爆料的广东深圳龙岗街道办南联社区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一事，11月27日，龙岗区监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暂停了周伟思的职务。

在“坐拥20亿资产”的网帖被广泛关注后，当事人周伟思向媒体大吐苦水，自称遭人诬蔑。他表示自己早已知道发帖人是谁，因为之前的一次拆迁工作，一些人和开发商发生了矛盾，转而针对他发起网络攻击。而对于自己名下的大量房产，他表示自己到社区工作前，是开公司做生意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的。

对于周伟思的辩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不能完全否认其可能性：“网络反腐’要是没有利用好，很可能就会沦为打击报复、党同伐异的工具，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很多地方发生过；也有人认为，互联网反腐倡廉具有广场效应，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中国的腐败现象。”

“而出路就在于将其内化为一种体制内的反腐制度。”乔新生说，“互联网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其量只能扮演‘线索提供者’的角色，而无法从根本上打击腐败分子。正确的做法是，把互联网络使用者高涨的反腐败热情纳入法律程序之中，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向反腐败机构反映问题，然后通过正式立案调查程序，发现并且解决问题。”

他向记者举了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香港几乎没有‘网络反腐’这个概念，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市民更多地能够通过正常举报程序来反映问题，如果在反映了24小时内没收到回复，可以投诉；另外，如果在网上发表的信息稍有不实，市民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乔新生说：“只有把互联网反腐的热情逐渐地纳入法律程序之中，才可以确保我国反腐倡廉有序推行。”

“反腐倡廉走向制度化、法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包括‘网络反腐’，我们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和进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程序，才能进一步地去完善相关法律，对它进行规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曾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认为针对网络举报，纪检监察部门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什么样的问题，给出什么样的机制来组织调查研究，应该把它制度化；如果是诬陷，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两方面都给予规范，既保护监督人的权益，也对监督人本身发帖行为进行规范。”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纪检监察领域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针对互联网举报的反应机制。比如在处理雷政富案件的过程中，重庆市纪检监察部门之所以能够快速反应，是因为近些年来中纪委要求全国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建立专门的互联网络信息搜集反馈系统，正是这套系统让重庆市纪委搜集到网络信息后，可以迅速启动有关反腐败的预警机制，并且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公之于众。

“但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乔新生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将现有的举报系统与互联网的举报模式相结合，“一方面，进一步将互联网举报纳入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现有的举报系统也应借鉴‘网络反腐’经验，充分重视举报信息的特殊性，为当事人匿名举报建立更加快捷的通道和反应机制。”

（有删改）

梦境沉入洪水的暂安一夜

［美］丹·卢泽德

现在是星期天的子夜时分，发这份急电的时候，街道一片沉寂。但是在城市中心，人们的心碎了。

家园沉入水里。汽车也被淹没，房子里黑漆漆的空无一人，而家具漂在水上。

缓缓上涨的水在防护墙上发出阴险的响声。但是人已撤离的地区静悄悄的。一切都很平静。

这是耳闻目睹的场景。但是，当城市里运沙袋的英雄们躺下来休息时，因1982年的这场洪水成为难民的人还处在混乱中。

他们今夜睡在坑坑洼洼的陌生的小屋里，房间里的地板上铺着亚麻油毡。在教堂中心，当焦虑不安终于为疲倦所压倒时，人们开始沉入睡眠，怀着感谢和平静的心情。还有上百张或者更多的床铺被放在搭得形形色色的房子里，以防备还有大雨的预言实现。

此时此刻，据说有3000人已被迫从他们的家里撤出来。大多数人是附近的老住户，位于这座城市的三条河的两岸。

主要是在城市的这个地区，吸纳洪水而救出难民。疲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消防队员和志愿者们赶来照顾难民，帮助麻烦的、不情愿离开的人到小救生筏子上，一次又一次把这些人运到高地上，其他的交通工具在那儿等着。

现在是午夜，城市中心人已撤离的部分沉入一片黑暗。断电、停气，正常的一切都不再存在。

那些及时站出来的人——用沙袋和临时垒起来的土堤同洪水搏斗——仅仅是在等着河水涨到顶点。他们的家得以幸免。现在，他们的自信又恢复了。他们今晚睡在自己的床上。但是他们也担心，城市还能承受多少水？雨在夜空中潜伏着。

在河的西边，令人心碎的程度最深，损失最为严重。在莫米和圣乔，水逼近防洪堤顶部。居民们爬到防水墙上察看水的最高线，他们在寻找希望的迹象。看到防洪堤还牢固的地方，他们就觉得有了希望；防洪堤哪里出现了缺口，哪里的希望就像耗子一样被淹没在水里。

难民们今天晚上讲了上千件事，都是他们看到和听到的。

有个人想起万布林大街上的一幢房子，那儿的阳光春天般暖暖地照在明亮的黄砖围墙上。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在他们的小黄房子的前院里等待着。那位绅士坐在走道上的一把黄色椅子上，膝盖上横着一根拐杖。他的妻子黄色的头发已经斑白，站在那儿望着奇怪的人来来往往。他们是一幅岩画、一张发黄的照片，不合时宜。

隔着一个街区的距离，水正沿着大街向他们逼近。这个女人只会说结结巴巴的英语，她的丈夫只是点头。糟透了的洪水，唉，糟透了的洪水。水有多高了？耸耸肩，他们将不得不离开吗？一个虚弱的、不安的微笑。谁知道呢？她说。谁知道呢？

邻近防洪堤的莫米地区，河水在那儿最宽也最深，低吟的河水在黑暗中翻滚。几乎没有人站在街灯下的防洪堤上。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他们感到安全。

在像口袋一样的湖边地区，两条河的拐弯处，水没有漫出河道。这里有一种乐观的信念。星期六夜里难以入睡的焦虑结束了。那里没有搭起的小屋子，也没有因洪水损害生活而感到的痛苦。他们暂时逃脱了洪水，但是洪水就在眼前。

现在，午夜过后，城市沉入梦乡，3000名难民安顿下来，得到了食物供给。仍有两个世界存在着。湿和干，高地和低地。两个世界被汹涌的河水和桥分开。两种运气，即好运气和坏运气。

明天有希望达到河水顶点。达到顶点，水就会退下去，无家可归的人会忘掉痛苦的记忆，然后将重新挖掘出这些记忆加以回想。

但这都是明天的事了。今夜仍有不安的睡眠，陌生的床铺，这场战斗的奇怪的空虚感——一部分失掉了，一部分赢得了。今夜，在城市中间，仍然有破碎的心灵。但是最坏的事已经过去了。街道安静下来，一切都那么平静。

（有删改）

【新闻背景】

在截稿时间逼近的巨大压力下对重要事件的余波和未来发展做出展望，这是对新闻记者的一大挑战。如果这个事件是一起严重的自然灾害，难度就更大了。美国印第安纳州《韦恩堡新闻哨兵报》的专栏作家丹·卢泽德却做到了这一点。

2020年5月22日，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共绘祖国宏伟蓝图。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听他讲述中医药的中国方案。

记者：您这次建议把中医药的相关内容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请您谈谈具体方案。

张伯礼：重大传染病是人类的大敌。传染病在中医里叫疫病，西医称为传染病。一种新型病毒，很难找到特效药，研究出疫苗也不是短期的事情。中医药辨证论治、多靶整合调节的治疗方法可以取得疗效。非典如此，新冠肺炎也是如此，中医药针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已于2013年6月29日修订，该法共九章八十条，其中并未充分体现中医西医并重的原则，未能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在传染病防治体系中，应强调中西医并重，中西医优势互补，中医应具有知情权和全程参与权。所有医务人员均应掌握中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也应加强全民中医药防控知识的宣传普及。同时，中药作为中医防病治病的重要物质基础，其质量与数量至关重要。为了防范疫情暴发导致的物资短缺和价格上涨，进而引起恐慌以及防控乏力，应当对具有特殊疗效的中药品种进行国家储备及统一调配。

记者：2016年12月25日《中医药法》正式出台，在做人大代表期间，您曾经多次提出中医药立法，这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张伯礼：我6次领衔提出中医药立法议案，多次参加调研，3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6年12月正式通过《中医药法》，对于依法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不断走访调研，我们6次修改文本，有10多条重要建议被采纳。当宣布通过的那一刻，我很激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医药法终于修成正果，这也实现了几代中医药人的夙愿，开启了依法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新征程。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医药的传承和现代化的关系?

张伯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传承与创新是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矛盾。中医药的理法方药及诊疗技术方法从不曾停止进步，才保障了其历久弥新、学术长青。当前，中医药发展需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不断丰富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色。探索中医药科技创新的路径和方法，既要善于从古代经典医籍中寻找创新灵感，也要善于学习借鉴先进科学技术，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颇。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承与创新，在坚持中不断发展，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实现更好的传承，做到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摘编自《专访张伯礼：让<中医药法>落地生根》《人民周刊》记者屈一平)

林清玄访谈录（节选）

《广州日报》：在都市忙碌、浮躁的生存状态下，你怎么能写出那么清新、淡雅的文字？

林清玄：其实，这是从我个人的需求出发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很穷，跟一般年轻人一样，一心想要成功，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当时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成为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后来，我在报馆工作，又做了报社主管。我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文章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书很畅销。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应该是蛮成功的。但当时我并不快乐，也不满足。于是，我开始思考成功的意义何在。慢慢地，我发现，如果成功却失去快乐，这种成功还不如不要。在都市中努力拼搏的人们一心只顾着赚钱，一味追求物质和现实的享受，其实内心充满迷惘。所以只能说是我个人的需求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求。

《广州日报》：你一直处于非商业性的写作状态，但作品一直热卖，对此，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林清玄：作品能受到什么样的理解或欢迎，是没办法预期的。我举个例子，去年下半年，深圳一所小学的校长写信邀请我前去演讲，因为小学课本里选了我的三篇文章。当时我很感动，20多年前我写那三篇文章时根本不会想到它会入选小学课文，也不会想到小学生们希望我前去演讲。在创作时，你可以掌握的，只是自己作品的方向。

《广州日报》：你的作品常常涉及茶道和佛教智慧，这跟周作人的作品似乎有相似之处。

林清玄：某些部分相似，但实际上很不同。我读过周作人的全集，也很喜欢他的文章，但我没有受到他的影响。他太喜欢掉书袋，自己的意见只有一点点。另外，他的文字也没有伸缩性，一般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我呢，不喜欢掉书袋，自己不感动的东西不会去写。

《广州日报》：那么，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林清玄：在中国作家里，苏东坡对我的影响最大，还有辛弃疾、杜牧、李白等，他们都是些潇洒自在的人。苏东坡的作品里有很多生活元素，而且，苏东坡不管处在什么状态下都能写出好文章。另外，在外国作家里，泰戈尔、纪伯伦、惠特曼等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生活化；二是有点自由派；三是有些哲学和思想，而不是纯粹好看而已。当然，不是我刻意去学习他们，而是他们慢慢对我产生了影响——写生活的、自由的、浅显的东西。我觉得文章应该很浅白，在浅白中有感动、向往等美好的东西。

《广州日报》：近些年，国学热逐渐升温，一些地方还会给学生举行开笔礼之类的传统仪式，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啊，人应该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才会有信心。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生活中深刻的部分，就会缺乏自信。不过，一个教授在中央台讲《论语》竟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开始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承续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断层，是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

《广州日报》：记者生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林清玄：10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一般的作家写了3000字可能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但我写文章时会马上进入主题，进入重点，这是新闻从业经历对我的启发，因为突出重点是新闻写作的本质所在。还有，记者常常是把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了解，我写文章时不会故弄玄虚，而是尽量使文字浅显易懂。很显然，一篇文章10个人看了之后鼓掌与100个人都能读懂这两者之间，后者的意义更大。

《广州日报》：可以说，你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但快节奏的都市中，生活似乎慢不下来。

林清玄：慢生活常常会被曲解为不积极的、消极的生活。其实，慢生活重要的不是时间的进程，而是做这件事情时，你的内心是否从容。我以前在电视台讲慢生活，有人就骂我说慢生活让年轻人没有斗志。其实，你泰然自若也可以很有斗志，你很紧张也不见得你有斗志。比如，你看奥运会上的那些最了不起的选手，他们都很从容，很轻松地完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反而那些功夫不好的选手很紧张。所谓从容，就是有定力、定见和对人生的长久规划。

《广州日报》：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商业炒作，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对此比较宽容。其实，很快做成的东西也会很快消失。以前的作家是把脚印刻在石头上的，而商业炒作一本书，就像在沙滩上踩脚印，潮水一来，脚印就消失了。时间会筛选作家和作品，对于各种炒作现象，其实不必太在意。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林清玄《人生最美是清欢》）

②观照文学哲学中的精神，沉默是重要的，因为“敛于中而发于外”，只有最坚挚的沉默后，才有最伟大的作品。这也便是朱子所说的“学者所患在于轻浮，不沉着痛快”。

如果未经深沉默想，所发出来的也一定是浮光掠影，不足为道了。（林清玄《灵性深处开莲花》）

杨绛：淡然走过百岁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吕莎

杨绛先生走了。这位105岁高龄的老人，5月25日凌晨安详辞世。

杨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正直敦厚，正如她评价自己译作《吉尔·布拉斯》的著者勒萨日一样：“勒萨日一身傲骨，不肯迎合风气，不肯依附贵人。他敢于攻击时下的弊端，不怕得罪当道。他不求名位，一生只靠写作谋生。”她便是如此。

杨绛先生最早是以剧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的。她在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登上剧坛后，受到极大欢迎，被誉为“喜剧的双璧”。杨绛一时间声名大噪，甚至钱锺书先生在公众场合都被介绍成“杨绛的先生”。

1949年以后，杨绛先生的创作重点转向小说与翻译。她的几则短篇小说生动形象地勾勒了各种人物，长篇小说《洗澡》更是描摹了“三反”运动中惯见的“嘴脸”。这些作品充满了机智幽默，又渗透着世情练达。其小说靠点滴人事映照人生真相，笔触风趣幽默，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她的几部译作《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她在从事翻译时，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描写小人物的笑中带泪的作品。杨绛先生的翻译水平极佳，朱光潜先生曾称赞说，全中国“散文翻译杨绛最好”。

杨绛先生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都非常好。值得敬佩的是，杨先生的西班牙文是年过六十才开始学习的，边自学边翻译。其译作功不可没，为后来的西班牙文学翻译奠定了深厚基础。

杨绛先生的散文感情真挚、平淡馨香，丈夫钱锺书、女儿钱瑗去世后，她在散文《我们仨》中追忆了一家三口的点滴生活，读过的人无不动容。

杨绛先生的生活十分朴素，对于物质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先生家中至今仍然保持着钱锺书先生在世时的陈设，白墙、水泥地、老家具，没有装修，也没有封阳台。客厅亦是书房，靠近门口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20卷《钱锺书手稿集》和一些外文工具书。丈夫钱锺书、女儿钱瑗的照片摆放在书架正中最醒目的位置。

杨绛先生生活十分低调，近几年更是婉拒来访，如她在《隐身衣》中所向往的“万人如海一身藏”。读书和写作是杨绛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她一生热爱读书，年少时一星期不看书就感到“一周都白过”。百岁以后，她仍天天都看书，身体好的时候还要伏案工作。照顾杨绛先生多年的吴阿姨说，先生闲不下来，一有空就要写。党圣元提到，杨先生每天都要用毛笔抄几次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她的书桌上有个小小的砚台，每次去看望时揭开盖子总能看到新鲜的墨汁。

客厅里摆放着一张小书桌，就是在这里，杨绛先生以近90岁高龄翻译柏拉图《斐多》，96岁创作了《走到人生边上》，103岁为《洗澡》写下续篇《洗澡之后》；也是在这里，她笔耕不辍，投入大量精力整理钱锺书先生的遗著，让这些宝贵财富得以面世。今年初出齐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也由杨绛亲自参与清点整理工作。

读书写作之余，杨绛先生会做“八段锦”锻炼身体，这一习惯坚持了至少20年。陈众议说，杨先生柔韧性很好，一百岁以后仍然能够不屈腿去捡地上的东西。

杨绛先生是不畏惧生死的人。她在迎来百岁生日时曾说，“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的名义，将高额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据悉，奖学金总额已近2000万元。

杨先生早在2012年，即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请求：去世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受赙仪，至多七八亲友送送。2013年，杨先生亲笔所作遗嘱再次就后事办理明确写道：“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如今，先生已安然“回家”，与夫钱锺书、女钱瑗“我们仨”再相聚。

（相关链接）

年纪不饶人。我又老又病又忙。我应该是最清闲的人，既不管家事，又没人需我照顾。可是老人小辈多，小辈又生小辈，好朋友的儿女又都成了小一辈的朋友。承他们经常关心，近在北京、远在国外的，过年过节，总来看望我。我虽然闭门谢客，亲近的戚友和许许多多小辈们，随时可以冲进门来。他们来，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的清闲就保不住了。

（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序》）

不做大师，甘为“匠人”

——追忆著名翻译家、《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

孙丽萍

词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石与抵达其他文化的桥。正是在这个少有人喝彩的领域中，陆谷孙先生投入40余年，浑然忘我，一生只做一件事——与时间赛跑编词典，用生命诠释了何谓学术界的“匠人精神”。

1970年，陆谷孙被“发配”去编典，由此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全过程。编词典的冷板凳太难坐。陆陆续续，最初一起编《英汉大词典》的108人，高考、考研、出国，几乎走光。唯有陆谷孙把板凳坐穿，且坐出了滋味。

1986年，陆谷孙出任《英汉大词典》主编，承诺“一不出国，二不兼课，三不另外写书”，全身心投入，其中甘苦难对人言。直到1991年《英汉大词典》大功告成，陆谷孙才幽默地表示，自己终于得以“痛快地睡了一觉”。1500万字的《英汉大词典》，是中国学人独立研编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英汉词典，更被选入联合国必备工具书。

一遇词典误终身。2000年，朋友鼓励陆谷孙效仿林语堂、梁实秋等前辈编纂英汉、汉英工具书并举。考虑到全球兴起“中国热”更需要汉英词典，陆谷孙又“自讨苦吃”启动了《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的编纂工作，历时15年，直到2015年这部词典才宣告完成。这是一部“重磅”工具书，它内容兼收并蓄，例证亦庄亦谐，从中医穴位到阴阳八卦都以英文详尽诠释。学界认为，它深度打通中英两种文化，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编词典，是窥一斑而见全豹，其中处处可见文化态度和价值观。陆谷孙是英语痴人，深爱莎士比亚，却也为中华传统文化醉心。他编纂的词典“简繁兼顾”。他编词典，态度民主，包容并蓄，尽量不用一锤定音式的单一答案，而是把众多实例收录其中，让人对词语的色彩感受深刻，但他态度鲜明，拒绝让词典成为“网民的涂鸦场”，“小鲜肉”“直男癌”等词语，他坚决不收。

长期研究莎士比亚的陆谷孙，是外国文学的“知音”，但他要求学生热爱母语：“在学好英语的同时，一定要把汉语作为维系民族精魂的纽带。”他时常为学生朗诵杨绛先生的一段文字——“我们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陆谷孙说，翻译是从一种文字出发，去“抵达”另一种文字的彼岸。他的学生说，先生内心深处的治学理想，是从另一种文化抵达中华文化，擦去中华传统文化上的灰尘，让它们映照世界。

陆谷孙先生淡然拒绝了“泰斗”和“大师”的美誉。他的一生，不当挂名编委白拿稿费，不出席商业活动和荣誉颁奖典礼，幽居斗室，皓首穷经，琢磨中英互译的美妙，其乐无穷地编纂词典。

陆谷孙先生最为享受的身份是“教书匠”。复旦大学数千名研究生评选“十大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以最高分列榜首。每逢他上课讲莎士比亚，四面八方赶来的学生如同盛会。而陆家的餐桌，也是另一个传递人文思想的所在，格外令学生们留恋。早在一两年前，陆谷孙先生开始交代后事，自己珍藏的书籍和存款，不仅留给子女，也留给学生。

当时代很浮躁的时候，先生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宁静，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知道自己的文化担当与使命。陆谷孙先生不愿做大师，他乐为“匠人”，对这样的精神贵族，最好的写照便是哈姆莱特的“身虽囿核桃，心为无限王”。

（有删改）

【相关链接】

他这些年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了。一个70多岁的人，每天对着满稿纸密密麻麻的中英文，真是太辛苦，可是他乐在其中，常常说起他想到一个对译中文成语、典故的绝妙英文表达，就张开嘴大乐，对于英汉之间的“转换”，他真的乐在其中。

（摘编自葛兆光《悼念陆谷孙先生》）

森林的枢纽

戎可

红日待升，晨雾缥缈，远山如幻。林中某处，黑啄木鸟凌厉的叫声一如既往，转眼间百鸟齐鸣，如歌如潮。百鸟来朝是人类的想象，天下万物实在无高下之分。但是确实，某些物种似乎更加重要，如同枢纽。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啄木鸟，森林将会怎样？

《辞源》说，枢纽，“比喻事物互相联系的中心环节”。这个中心环节如枢如纽，本身并不起眼，然而一旦缺少，整个系统会发生重大改变。1969年，美国生态学家佩因提出了关键种的概念，它的英文是keystone species，其中keystone的本义是指石拱门上方中间的那块石头，它在所有组成拱门的石头中受力最小，但没有它，拱门就会倾倒，keystone的含义与汉语里的“枢纽”异曲同工。

关键种的概念并非凭空而来，佩因教授分析了一系列的例证，特别是他在196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于1963年，他在马考海湾做了一个有趣的去除实验。佩因选择了一块海滩作为样地调查底栖生物。样地的中段——中潮间带，布满了贻贝、藤壶和一种称为茗荷儿的节肢动物，这些动物都固着在岩石上。有一种海星以这些动物为食，哪种动物增多，海星便优先取食哪种，所以没有谁能占据绝对优势。

实验中精彩的部分来了，佩因取走了样地里的海星。3个月后，原本只分布在低潮间带的藤壶，竟然占据了样地60%～80%的空间。随后的9个月里，小个头儿的贻贝和茗荷儿迅速生长，到处都是它们。再往后，茗荷儿也消失了，遍地贻贝。它们侵占了几乎所有的岩石，其他生物无处附着。这样演替的结果，虽然生物量大大提高，但物种数却从15种迅速降到了8种，甚至更少。生态系统中物种数目减少的问题在于，一旦环境变得不适于这区区几个物种的生存，整个生态系统将面临崩溃。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去除了几只能够控制固着生物生长的海星。

这个例子里的海星，便可称之为“关键种”。它们虽数量不多，却对生态系统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种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处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我们只要保护好这个物种，那么生态系统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我维持着它的结构和功能。而从理论上讲，保护一个关键种，所花费用应该不大，四两拨千斤，何乐而不为？

像海星这样通过捕食稳定生态系统结构的例子很多，比如地上的老虎、天上的雄鹰和海边的海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保护这些动物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种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可能的形式，其中一种是基于互利共生关系的关键种。比如在澳大利亚西部，食蜜鸟给很多种植物传粉，也取食它们的花蜜，彼此互惠互利、互相依赖。但到橡子山龙眼开花的季节，它的花却是食蜜鸟的唯一蜜源。在这种情况下，橡子山龙眼就成了关键种，因为一旦它开不了花，食蜜鸟种群就会衰落，其他的植物也将跟随着无法繁殖。

与上面两类关键种不同，生态工程师为其他生物创造生态位，是另一种形式的关键种。比如啄木鸟，它在树上凿出的大大小小的洞，为真菌、昆虫的生存提供了便利，给各种小型兽类、鸟类的隐蔽和繁殖提供了空间。

关键种是个美丽的保护生物学概念，但在真实的世界要找到这样一个枢纽却难上加难，这是因为物种间的复杂关系，往往远超常人的想象。我们能做的，就是到森林里多走走，多观察、多体会、多分析，大自然会告诉我们答案。也许，这就是荒野精神。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