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形象化称呼，是在沿海滩涂等盐碱地生长的特殊水稻。常说的耐盐碱水稻是指能在盐（碱）浓度0.3%以上的盐碱地生长、且亩产300公斤以上的水稻品种。它没有普通淡水稻的病虫害，不用打农药。国外最早开展耐盐水稻品种筛选和培育工作的是斯里兰卡， 并于1939年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抗盐水稻品种Pokkali。我国的水稻耐盐性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开展了全国稻麦抗盐碱协作研究。1986年11月，广东湛江的陈日胜在海滩边发现了一株野生水稻，经多年繁殖、筛选，育成“海稻86”，具有较好的耐盐性。

近年来，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致力于海水稻研发，通过基因测序技术，筛选出天然抗盐、抗碱、抗病基因，利用杂交与分子育种技术，计划在3年内选育出可供产业化推广、亩产300公斤以上的耐盐水稻品种。据报道，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2016年试验种植材料亩产突破500公斤，2017年小面积测产最高亩产达到621公斤，2018年筛选出176份优良材料在全国五大典型盐碱地试种。2017年起，海水稻研究中心组织开展国家耐盐水稻联合体试验，分北方中早粳晚熟组、黄淮粳稻组和南方沿海籼稻组三组，在全国沿海滩涂及盐碱地不同生态区设置18个试点，对首批25个参试品种进行了试验鉴定，筛选出16个品种进入2018年试验，其中9个进入生产试验，新增23个品种进入2018年区域试验。

（摘编自王才林等《耐盐碱水稻研究现状、问题与建议》）

材料二：

采用单盐溶液进行种子处理， 盐（NaCI） 浓度分别为0g/L、6g/L、9g/L、12g/L、15g/L五个处理。将种子置于50℃恒温箱中高温处理48小时，随机挑选饱满种子50粒，均匀置于铺有2层滤纸的直径9cm培养皿中，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NaCl溶液10ml，2次重复，放入30℃恒温箱中发芽，至第10天记录种子发芽数。相关数据见下表：

盐胁迫对芽长，根长、根数的影响

（摘编自张国新等（盐胁迫下水稻种子发芽特性及耐盐性评价》）

材料三：

由武汉海稻国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沙漠环境下开展的海水稻试种工作在阿联酋迪拜取得巨大突破，水稻种植面积和水稻单产均刷新了迪拜沙溪水稻种植记录，项目成果获得迪拜首长及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的肯定。

2018年10月，受迪拜方邀请；中国资深水稻专家前往迪拜，为当地沙漠环境下开展海水稻的种植提供完整的配套技术服务。迪拜农业生态气候条件特殊，水稻生产的安全窗口期非常短暂，在技术上稍有疏忽就会导致水稻绝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项目专家小组克服了“苗期夜间低温”“全生育干旱少雨”“沙土保水保肥能力差”等诸多不利因素，通过创新播种方式、科学的肥水管理、严格的生长进程管控，实现迪拜海水稻高产。经专家测产，迪拜项目区试种的海水稻目前平均亩产达到629公斤，实现了迪拜沙漠盐碱地水稻种植的重大突破，项目成果达到了沙漠盐碱地水稻种植的国际先进水平。

（摘编自2019年7月11日中新网《中国海水稻在迪拜试种刷新当地沙漠水稻种植纪录》）

自2019年中国正式解锁5G商用后，5G成为“网红”。进入2020年，5G建设潮不断涌来，各大城市纷纷计划落地5G基站。近日，南都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南都记者：您怎么看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

邬贺铨：实际上从3G开始，中国就已经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上有了突破。4G的时候，中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移动通信产业，基本上达到和世界先进国家同步的水平。进入5G时代，无论是在标准方面，还是在专利方面，又或是在产业方面，中国都走在了全球的前面。

南都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5G技术、5G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已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邬贺铨：从整个系统技术而言，我国的5G技术确实是走在世界前面，尤其在芯片设计技术上面一点都不落后，甚至是领先的。但也应该看到，5G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技术体系，我国在基础的芯片生产加工技术上，还是差得比较远。而且，在移动通信手机的操作系统方面，国产的操作系统还没有什么市场地位，所以在一些核心的、基础的技术上，我们还是存在差距的。

南都记者：您提到的芯片技术正是一直被热议的“卡脖子”问题，差距在哪儿？

邬贺铨：中国的公司制作出的芯片是14纳米水平的，但国外已经是5纳米的水平，而5G的终端将来还是需要运用5纳米芯片。从目前来讲，只有少数国家拥有生产5纳米芯片的光刻机。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工业技术、精密加工和精细化工技术的最集中的表现之一，虽然中国也能做这些化工材料，但在很多化工材料的纯度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我们目前只能做到9.99%的纯度，但芯片加工可能要求9.99%的纯度。

南都记者：有观点认为，5G基站等新基建不应一哄而上，而应按需建设，您怎么看？

邬贺铨：现在5G基站的建设绝对不存在一哄而上。首先，建5G基站是运营商自己出钱，没有动用国家的钱。其次，目前也没有大规模建设5G基站，今年仅仅是做到地级及其以上城市主城区的覆盖。中国到今年6月底有560万个4G基站，但是到今年底我们预计才能建成65万个5G基站，而未来需要的5G基站数是4G基站的几倍。

南都记者：那么我们是否应当鼓励各地加快建设5G基站？

邬贺铨：我认为这不是鼓励的问题。建5G基站要按需求、按步骤，对于5G技术需求不那么大，或没有需求的地方，不一定非要建5G基站。而且，这也是个逐步的过程。现在看起来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建得比较多，比较积极，是因为这些地方有运用5G的需求。

南都记者：您说的需求是指产业方面的需求吗？

邬贺铨：现在5G技术才刚开始，主要还是面向老百姓的应用需求，但最终可能80%的5G收入要靠产业应用获得。对于很多人来说，5G仅仅意味着网速比较快，那还不是刚需。用5G一秒钟能下载一部高清电影，用一分钟也不是不行，何况现在不少用户4G流量还用不完。用户选择5G的理由更在于带来新的价值，也就是没有5G就不行。比如我们想看超清视频，4G可能无法满足这个需求，这时我们就需要5G。简单来说，就是5G在一些消费应用上创造了价值，才会大规模推广。

(摘编自《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政府需协调5G发展生态》，《南方都市报》202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