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人有意识地译介域外文学，不过百余年历史。以何种语言对应域外的作品，是让几代译者费心的事情。

林纾选择的是古文，他对于汉唐文章的推崇，使翻译多了古朴的元素。但林纾的古文，乃文言文中的杂体，他吸收了笔记小说的句式，也是对的。保持古文特色，大概在学术著作里不是问题，但这个理念用于文学翻译就成为问题。林纾在实践中感到，恪守古文之道并不容易。钱锺书说，林纾虽然是古文家，但在转化外来辞章时，不得不有些变通，文言、俗语也不时出现，也非纯正的古文了。恪守旧的思路，不易打通文本间的隔膜，要表明真意，不得不放开手脚。于是古文章的套路就渐渐松懈，雅中有俗也不可避免。

周氏兄弟的翻译，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最初的翻译，受章太炎的影响，用的是六朝之前的古文，因为佶屈聱牙，读懂其意者甚少。过分看重古文与文言，其实破坏了审美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他们不久就意识到文体的选择，也关乎作品的成败，后来逐渐杂以口语和俗语，所译的小说也渐渐被世人接受了。

文言与俗语，看似势不两立，实则也有结合的可能。用文言写作与翻译，能提高读者的智性，续写文学的美质。而俗语则更接近大众，使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不少翻译家对于文言与俗语的关系，有深厚的理解。比如钱稻孙翻译但丁《神曲》，就意识到那文字如何引入意大利的俗语，与拉丁语这种“雅言”有了区别。但丁的写作丰富了母语，他从“雅言”那里出来，以俗语调适着词章，变为后来的新雅言。

翻译的过程，乃是与异质的时空对话的过程，词语的陌生化表达，才是一种功力。信达雅固然甚好，但硬译能改变阅读的习惯，对于思维的突围性的培养多有帮助。周氏兄弟后来的翻译就发生了变化。他们以直译的方式，撕裂了母语的表达，给汉语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周氏兄弟那里，因为意识到中外文法不同，必须选择克服汉语局限的办法，于是注重的是句子与句子间的呼应，在词语的轻重、急缓里增加修辞的内涵，这给表达带来了生机。新一代学人除了流布思想的愿望深埋其间，还有创造新语言的冲动。刘半农在《译者导言》里承认，自己翻译的诗歌参考了佛经翻译的经验，直译中形成了新的文体。严家炎称这是“被翻译逼出来的新文体”，其中雅俗之间的关系得以调适。“新文体”后来被人们称为“语体文”。

由翻译引起的文言与俗语之辨，以及“语体文”的确立，使汉语书写在磨合里走了一条新路。但后来的变化出人意料，三十年代后，关于大众化、通俗化的讨论，文言的元素无声地淡出，“语体文”的表现不免失衡。我们看蒋光慈、胡也频等人的写作，苏联译本的影子深深，那些辞章里多了意识形态的影子。这时候，在流行的文学里，词语背后的历史感弱化，“语体文”开始有了翻译腔，未能保持古老汉语的质感。翻译文体脱离母语的根，导致了表达的平庸。直到八十年代，翻译腔依然在文坛盛行，当代许多走红的作家，都是在翻译腔中长大的，作品的辞章之美颇为稀少。王小波曾感叹傅雷、穆旦的译文之美，其实是对于当时流行的翻译文体的揶揄。翻译也是创造，有时乃是写作风气的引领者。从鸠摩罗什、玄奘到鲁迅、穆旦，已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劳作使汉语多了流动性和暗示性，智性也得以生长。不过遗憾的是，今天的翻译家与小说家，对于译介之道中的文之道，大多不太注意了。

（摘编自孙郁《译介之道与文之道》）

材料二：

鲁迅曾把翻译比作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窃火；那么，当年那些为西学东渐推波助澜的翻译家便是名副其实的“窃火者”。1931年，在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的五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问秋斯，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 “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落后国家要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秋斯说：“一个负责的译者，不但要通晓语文，还要具有与原作者同等的或详尽的想象力或表达力。就这一点来说，翻译就是创作。因为生活经验或文学修养因人不同，尽管两个作家写完全相同的事物，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很不相同。”

（摘编自凌山《“窃火者”的路——董秋斯与翻译》）

冯跋，字文起，幼而懿重少言，宽仁有大度。三弟皆任侠，不修行业，惟跋恭慎，勤于家产，父母器之。慕容熙^[注]即伪位，跋犯熙禁，惧祸，乃与诸弟逃于山泽。时赋役繁数，人不堪命，跋兄弟谋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还首无路，不可坐受诛灭。当及时而起，立公侯之业！”遂潜入龙城，杀熙，立高云为主。云署跋为使持节、录尚书事。义熙五年，云为幸臣所杀。众推跋为主，乃僭称天王于昌黎，而不徙旧号，即国曰燕，赦其境内。初，慕容熙之败也，工人李训窃宝而逃，赀至巨万，行货于马弗勤，以训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书之于阙下碑，冯素弗言之于跋，请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弗勤宜肆诸市朝，以正刑宪。但大业草创，彝伦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训小人，污辱朝士，可东市考竟。”于是上下肃然，请赇路绝。遣使巡行郡国，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谷帛有差。昌黎郝越、营丘张买成、何纂以贤良皆擢叙之。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力田者褒赏。每遣守宰，必亲见东堂，问为政事之要，令极言无隐，以观其志，于是朝野竞劝焉。跋下书曰：“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朝终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又下书曰：“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实所凭焉。自顷丧难，礼崩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后行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可营建太学。”跋至元嘉七年死。

（节选自《晋书卷一百二十五•载记第二十五》，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