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宣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特别指出：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改”之风等新情况新问题，严重污染社会风气。各大媒体纷纷对这种乱象进行批评，呼吁塑造新时代审美风尚，给青少年以正确精神引领。

“饭圈文化”造成青少年审美观的畸形发展，而且是非理性的、极端的。我们并不是主张单一的审美，绝不是要搞成“万马齐喑”的局面，提倡审美的多样化是必要的；而由娱乐平台、资本运作带动的粉丝审美，恰恰是单一的、病态的、畸形的。将那些只有颜值而无德行的偶像当作美的极致顶礼膜拜，不问是非，“饭圈文化”在审美观上呈现出的是极端的非理性。那些“娘炮”，那些“耽美”，缺少的就是正大刚方之气、泰山青松之姿、慷慨激昂之风。如果仅是某一个人的审美取向，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任其弥漫于数量惊人的青少年的心灵之间，流行的必然是病态的审美风气，这是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审美是以感性的形态发生或者说以感性的形态进行，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认为审美可以离开理性而存在，那么笔者是不予认同的。在审美中，理性是内化于感性形态之中的。美必然与真、与善同行。真善美的一体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审美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家张世英把人的境界分为“欲求境界”“求实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四个层次，他认为审美境界包含道德而又超越道德、高于道德。张世英先生的观点未必能在美学界定于一尊，但我认为是大有道理的。它至少说明了审美对于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非可有可无的；审美并非只是感性的，而是包含着道德与理性的内涵。

再谈一个观点：美感应该是具有神圣性的。这个观点在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都曾不断出现。孟子讲“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知之之谓神”。这当然是一种神圣感。孔子讲“尽善尽美”，美与善的一体化，是有神圣感的。王国维以境界为美，而境界也是具有神圣感的。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将美的理念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和谐”，第二是“智慧”，第三是“至善至美”。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人物康德的名言：“灿烂星空在我头上，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强调美的神圣性。在美学原理中讲审美范畴时，总是以“崇高”作为第一个审美范畴，足见“崇高”在美学中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抽去了崇高感，审美就会走偏，社会就会充斥着物欲，人的价值观就会失范。

新时代需要一种健康的、向上的、充满朝气的审美风尚。想想“盛唐气象”吧，正是盛唐气象那样一种包容而阳刚的审美风尚，才能与中国历史上那样一个巅峰的时代匹配!今天，我们放眼大好河山，我们聆听穿越时空的钢琴曲，我们欣赏中外绘画经典作品，我们凝望为国奉献的英模，我们仰视巍峨而壮丽的建筑，又怎能不感觉到美的神圣?我们更应该大力倡导审美中的崇高，崇高是我们这个时代审美的主旋律!站在新的一百年的起点上，青少年要背负时代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美的神圣，美的崇高，在这代人的审美观中不可或缺。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2021-09-08张晶的《以美感的神圣荡涤畸形审美》，有删改）

中国在2020年9月份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将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中和”将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段玉龙就此话题采访了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滕飞和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成里京。

段玉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两个词——碳达峰和碳中和。一上来我们先“敲黑板画重点”，解释一下这两个词吧？

滕飞：在生活中有两个过程。一个是排放。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学能源，它们的消费会产生二氧化碳并排入到大气中。另外一个过程是碳汇。它会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像我们植树造林而造成的森林碳汇、草地碳汇等等。

这两个过程一个是排放，一个是吸收。我们可以把排放想象为浴缸上面的一个龙头。龙头的水有大有小，如果把龙头开到最大，龙头的水流量将达到最大并不再增加，这就是碳达峰。浴缸下面往下流水的漏水阀就叫碳汇。如果从漏水阀流出的水与从水龙头流进的水达到平衡，水缸里的水将不再增加，这就叫碳中和。

段玉龙：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目光放在二氧化碳的身上？二氧化碳是怎么导致全球变暖的？

成里京：二氧化碳其实是大气中的一种化学成分，它能吸收地表释放的长波辐射。长波辐射是一种能量，所以我们经常会把二氧化碳比作地球的棉被，能对地球有保温的作用，这就叫温室效应。所以二氧化碳增加以后，温室效应将越来越强，保留的能量将越来越多，这就是全球变暖。这些越来越多的能量积累在地球系统中，就会驱动一系列的变化。

我们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陆地表面的气温上升。其次，海洋里面也会有一系列的变化。海洋的比热容较大，因此储存了全球变暖约90%的热量。因为热胀冷缩，海洋变暖便会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气温度升高会导致包括冰的融化，包括陆地上的冰川、格陵兰的冰盖、南极的冰盖等。

此外还有一些极端事件的变化，如极端高温热浪的发生。前几年中欧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热浪，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中国大连2017年也发生过一次非常大的海洋热浪，导致沿海海参养殖业损失甚至达到上亿人民币。这就是全球变暖对整个气候系统的影响。

段玉龙：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是2℃，另外还有科学家认为这还不够，要控制到1.5℃。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温度放得再宽一点?

滕飞：首先要明确的一点，1.5℃和2℃是一个温升的中值。虽然温升的中值只差了1.5℃和2℃，但是在极端的事件即长尾的分布上，它会非线性的增加，可能会增加四倍甚至十倍以上。最近的IPCC的1.5℃报告便说明了这个问题。即使比较1.5℃和2℃，它们的中值只差了0.5℃，但是所造成的海冰消失时间却差了十倍，一个是十年一次，一个是百年一次。在其他关键的气候要素上，它的差别也是类似的。它们中值的变化虽然很小，但是极值的变化呈非线性增加是非常大的。而影响我们感受、影响我们未来各种损失的，正是这些极端事件变化。

第二点，为什么确定2℃和1.5℃作为目标？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从成本效益考虑。控制温升可以避免气候变化损失，这是获得的效益。但控制温升也必须付出成本，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最好？要综合考虑成本和效益。要保证在这个目标下，成本低于效益，即付出的更少而获得的更多。目前的共识是2℃目标是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可达到低成本高效益。1.5℃目标现在有争议，但是很多的科学家认为从风险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去争取1.5℃目标，因为有很多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风险我们目前还不能了解。

（选自《千亿市场？“碳中和”将带来哪些重大机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