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老字号兼具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是传统工商业的精髓。在当代城市更新及经济模式的转换中，许多老字号企业因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倒闭或濒临倒闭，但以餐饮、食品、中药、酿酒为代表的一些老字号企业却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及时调整和转变经营策略，在传承的同时获得了新的发展。作为传统社会遗产，老字号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充分挖掘其资源并进行转化才能体现其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从而使其得以延续发展。

老字号是指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承中形成了独特的产品、技艺、服务及良好信誉的品牌。因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老字号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很难被模仿和复制，因此，文化是老字号的立身之本。但与传统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体育、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老字号有自己的生产，有自己的产品，有自己的技艺，有的还有自己的老店铺及博物馆，具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主要指有形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老字号建筑就是中国重要工商业文化遗产的载体，透过一个个店铺、一块块匾额，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尽显眼前。北京的前门大街、大栅栏是形成于明朝中期的著名商业街，悠久的历史成就了许多老字号，如全聚德烤鸭店、同仁堂药店、瑞蚨祥绸布店、六必居酱园等。位于大栅栏街5号的瑞蚨祥总店，始建于清光绪十九年，是大栅栏地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瑞蚨祥门面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建筑形式为西洋古典折中主义风格的二层楼房。

对许多老字号而言，其历史文化价值还通过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体现出来，如老字号的品牌、传说、工艺流程、商道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老字号企业是一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离开了这些老字号，此类遗产便有可能失传。一些重要的技艺、产品和民俗只有在老字号企业的生产和实践中才能活化起来，从而得以传承和传播。同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这些老字号企业的核心财富，与其主要的产品和服务联系在一起，失去了这些遗产的内涵，老字号便名不副实。老字号已经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为一体，老字号的发展与否，不仅是关乎企业命运的问题，还关乎传统社会遗产能否传承和延续的问题。

如何使老字号延续和发展以免沦为文化标本，是政府、企业及学界都在关注的问题。老字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主要包括老字号的概念、技艺、品牌等核心文化如何在现代生产条件下通过其产品传承再现，亦即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工艺、设计、规范改造传统产品，使其符合现代社会需要；如何运用现代营销手段扩大产品流通范围，打破地域界限，将一定空间内的文化符号放大；如何利用旅游休闲等方式增加顾客的体验感，并在体验的同时消费产品，感悟文化；等等。其目的，就是将老字号遗产资源激活，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节选自朱以青《老字号遗产资源的转化及其价值》）

公共精神要求个体超越一己私利的藩篱，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公共事务。公共精神与个体的利益意识并不是矛盾的，公共精神倡导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对公共利益的重视并不是要抹去个体利益的独特性，而是要摒弃对个人利益判断的独占性，主张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要将个体提升到整体利益是个体利益得以满足为前提，重视个体对共同体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公共精神的理念与狭隘的自私自利的观念是相对的，后者关注的仅仅是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如果参与这些事务能够给其带来物质上或精神上的直接利益，他们就会对这些事务保持较高的积极性。一旦公共事务涉及面广、影响人数众多，人们常常持“搭便车”的心理，企图通过其他人的参与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坐享其他人努力带来的好处。至于那些和自己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公共事务，则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缺乏参与的热情和意愿。

个体的理念素养是由模式性的社会化过程灌输而来的，公共精神的教育是克服狭隘自私心理的有效方法。提升民众的公共精神，首要的策略是通过学校大力加强公共精神的理论教育。社会化过程贯穿于每个个体一生中的各个年龄阶段，但最重要的是前20年。学校是最为系统、最为有力的社会化媒介，面对的对象也是具有很强可塑性的青少年群体。因此，可以在各个阶段的学校教育中融入公共精神教育的内容，将其作为现代公民素养培育的重要面向。学校阶段公共精神教育的重点是公共精神基本意识与观念的植入，将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转化为易于接受的知识，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公共精神的实质与价值。学校公共精神的理论教育应该依据教育对象不同的年龄层次，循序渐进地设计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同时避免单纯空洞的说教。结合现实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鲜活的案例将公共精神具象化，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让青少年在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就牢牢树立起公共精神的理念。

学校阶段的公共精神教育为民众公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认知方面的基础，但对个体而言，在学校学习的经历只是整个人生中较小的一部分。对个体而言，社会化是贯穿一生的连续性过程。为此，政府作为民众公共精神培育的主导性力量，必须大力加强公共精神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延续和强化学校公共精神教育的成果。

政府的宣传教育是通过制造一种强烈的情绪感召力来达到对公众的思想进行有意识引导的活动，实质上是通过引导公共舆论来塑造一种社会氛围，从而达到影响个体的目的。政府对公共精神的宣传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倡导和推崇公共精神的社会氛围，能够改变人们对公共精神的看法与评价。政府对公共精神的宣传教育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针对宣传的对象主要是已经生活于复杂社会中个体的现实，宣传的基调应该避免使用命令式的专断性话语，采用一种平等交流与劝导的态势，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凸显公共利益的实现对个体利益满足的意义。

相对于以灌输方式为主的学校理论教育和以感召方式为主的政府宣传教育，现实的参与实践是一种更加直接、有效的公共精神教育形式，也是公共精神的生长点所在。公民气质的养成最终要在参与实践中才能得到升华。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政治上的美德实际上就和生活中的技艺一样，都是通过练习和不断的运用而积累起来的”。公共精神的培育以学校的理论教育和政府的宣传教育为前提，但通过外界导入的公共精神理论知识和价值理念只有在民众参与的自我实践锻炼中才能够得到巩固，也才能够将外在的规范性要求不断内化为个体的自觉意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是对民众进行公共精神教育最有效的形式。

当前，可以将民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参与作为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公共精神培育的训练场，不断扩大参与的广度、深度和范围。基层公共事务和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基层公共事务中民众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形成了直接的交汇点，公共精神倡导公共利益保护的理念在此能得到最直接的检验。基层公共事务参与中，公共协商与对话的进行使得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和不同利益间的妥协成为一种必要。为了整体公共利益的达成，诸多个体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并对个体的利益主张做出相应调整，基层公共事务的参与由此为民众公共精神的历练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平台。

公共精神是一国民众道德素养的核心部分，民众具有充沛的公共精神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教育则是培养一国民众公共精神的有效举措。其中，学校理论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健全民众关于公共精神内涵与价值的理性认知，政府宣传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营造尊崇公共精神的浓郁氛围，民众自我实践教育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将公共精神理念内化与升华。三种公共精神教育的形式相互配合、协同增益。

（摘编自唐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公共精神的培育》，有删减）

谁持彩练当空舞

熊召政

老远我就看到那棵大樟树了。那是怎样的一棵樟树啊，它的主干比碾盘还要粗壮。枝盘曲着伸向天空，每一根都分明留下铁打铜铸的英雄气，树上所有的叶子都葱绿、晶亮，它们密密簇簇，横拓出去，遮盖了村落前大半个稻场；填满叶与叶之间缝隙的，不仅有被春雨洗亮的阳光，更有比田间的蛰声更为轻盈的鸟鸣。

这棵大树后面，是一栋江南常见的白墙青瓦的古民居，一种四水归堂的泥砖建筑。从墙上的铜牌可知，这是当年毛泽东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的旧居。

我们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战场上的风景往往如诗如画。就像这栋位于瑞金叶坪的伟人住过的古民居，无论是它瓦檐上苍郁的针菲，还是泥墙上被风雨剥蚀的苔痕；无论是它天井里潮润的细沙，还是瓦脊上等待炊烟的雨燕，给予我的都是恬淡的乡村牧歌之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对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指挥若定，他以浓得化不开的战场硝烟为墨，写下这样的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从这激战之后的诗句来看，伟人自有伟人的胸襟，伟人自有伟人的浪漫。在诗人眼中，历史总是充满诗意。

走出这所房子，我站在大樟树下。突然，不知什么地方的广播放起了《十送红军》。尽管当地人说，这首歌唱得失去了赣南的韵味，已经不是乡音了，但我仍在这略带忧伤的旋律中，领略到七十年前那些浸在血水与泪水中的记忆。

毛泽东在这棵大樟树下骑上战马，迈向重重关山；八万多红军在这片土地上启程，在乡亲们期盼与炙热的眼光中，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长征。

我的家乡是另一片苏区，红军战士头上的八角葵帽，成为我童年记忆中不可亵渎的神圣图腾。神圣可以沉眠，但不会消失。此刻我站在这棵大樟树下，听完《十送红军》后，忍不住四下张望：与漠漠水田上的白鹭一起飞扬的战旗呢？在青石板上驰过的马蹄呢？它们都去了哪里？

我常说，如果我早生半个世纪，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作家。几乎不用置疑，多血质的我，肯定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羡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民族的史诗。一支笔比之一杆刺破黑暗的长枪，一本书比之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毕竟分量太轻，太轻。

十送红军，送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多少个苏区的母亲啊，在漫漫长夜里，她们纺车上的手柄，一次又一次摇圆了中天明月，但总不能摇圆她们无尽的思念。那永远不能收回的，村口送别的目光啊，又怎能穿透二万五千里的重重阴霾？雪山草地，沼泽荒漠，一寸一寸，不仅沾满了战士的血，也沾满了亲人的泪。

纵览历史，我们可以说，所有通往天堂的路，都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一个人扭转乾坤的能力，取决于他化腐朽为神奇、化苦难为诗情的禀赋。历史拒绝呻吟，但历史不拒绝浪漫。毛泽东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吟唱“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是何等的想象力啊！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如虹豪气，为我们的民族炼出了一条魅力四射的彩练。

彩练初出，赣水那边红一角；彩练当空，神州大地舞翩跹！炮火不能烧毁它，风雨不能摧残它。当这条彩练飞过于都河，飞过金沙江，飞过娄山关，飞过乌蒙山，飞过南国的雾，飞过北国的雪，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这一条彩练，竟是一条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我们的红军，我们餐风饮露、百折不挠的中华儿女。

物换星移，历史的烽烟早化作大地上的虹霓，我们也只能从竟夜的春风、从山间的鸟啼来谛听烈士们的呼吸。但是七十年前的那棵老树，还是那么苍翠欲滴，这是因为它的根须，始终抓住了泥土；七十年前的那条彩练，还在我们的仰望中飘舞，这是因为民族的精气还在。对于我们来说，长征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种奋进的象征，还是一只正在吹响的号角，一首还没有完成的史诗。

（摘自熊召政散文集《历史的驴友》）

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帝十一年，诏立秦南海尉赵佗为南越王，使陆贾即授玺绶，与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无为南边患害。陆生至，尉佗魑结①箕倨见陆生。陆生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陆生卒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

高后四年，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五年春，佗自称南越武帝。七年九月，遣隆虑侯周灶将兵击南越。文帝元年，称制，与中国侔。

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者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复使陆贾使南越，赐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岭②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贾使南越，南越王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南越称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