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之意，与诗歌创作中的浅平直露、一览无余、略无余韵相反，它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歌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故意说得隐约含糊，让人捉摸不透；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包含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言已冬而意无穷。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以及追求的具体内涵，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最早提到“含蓄”一词似在唐代，“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辩体”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含蓄”：“思，气多含蓄曰思。”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知人意深。”（《视刀环歌》）对如何克服“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现象，他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董氏武陵集纪》）也就是说意境不在象内，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样的语言让人体会到了“言外之意”，也就不会再浮浅了。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记载了梅尧臣的一段重要论述。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诗歌含蓄风格形成的原因与儒家“委婉蕴藉”的人文观有关，人们在日常交往和朝会、宴饮等场合中，常常以象征性的动作、隐喻性的语言和戏剧性的场面来传情达意，久而久之，形成了蕴藉的性格和对含蓄美的崇尚。其典型就是“春秋笔法”，它要求史笔遵循“微”“晦”“婉”的表现原则，追求人物褒贬的隐晦性，亦所谓“一字寓褒贬，微言含大义”。含蓄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日常生活中，人们大都有这样的审美体验，即含而不露的事物总比浅露、单一的事物更能让人赏心悦目，启人深思，因为它可以唤起人们的审美注意和丰富的审美联想。“接天莲叶无穷碧”固然有气势，但“小荷才露尖尖角”更有情思；“风吹草低见牛羊”给人苍茫之感，而“草色遥看近却无”更有审美趣味。

一首诗是否达到了“含蓄”的美学境界，关键要看其意象的营构能否离形得神。“言微旨远，以小写大”是诗歌创造含蓄美的重要手法。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云“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托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寓大于小，于细微处蕴含宏旨精义，以使读者“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晚唐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全诗仅落笔于眼前的“野草花”“夕阳斜”“堂前燕”等细景小物上，反映的却是一个深刻而宏大的主旨：王朝的更替、权贵的兴衰，这是历史的趋势。烘云托月、以此写彼是营造含蓄境界的另一手法，诗人为追求境界的含蓄、韵味的浓郁，创作时往往力避正面突破、明言直抒，而是侧面迂回、出奇制胜，使之言见于“此”而意显于“彼”，收言短而情长之效。金圣叹说：“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不在云者，意固在于月也。”（《增订全批西厢》）此即“烘云托月”之谓也。

（摘编自《中国古典诗歌的显隐》）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的境地。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二者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的角度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到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惟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材料三：

要欣赏诗词，须看诗词人“说话”的艺术。李义山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说如今追忆，惘然之情，令人不可为怀；却说可待追忆，即在当时已是惘然不胜了。如此不但惘然之情加倍托出，而且宛转低回，余味无尽。晏小山作《鹧鸪天》，写道：“醉拍青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此词写怀人念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归信无凭，空对来书，流泪循诵——此本相思之极致也，而词人偏曰：来书纸上诉说相思，何能为据？莫如丢开，勿效抱柱之痴，枉费伤心之泪。话似豁达，实则加几倍写相思之挚。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如果直言诉说，“我如何如何相思呀”，不但不能感人，而且根本不成艺术。

要欣赏诗词，不能不提“境界”的艺术理论问题。“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所创，但专用它讲词学的，自以他为代表。他认为，词有境界更佳，否则反是。其说认为，像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欧公的“绿杨楼外出秋千”，着一“出”字而境界全出矣。究其实际，境界仍然是我们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那个“传神”的事情。人们讲诗词时，最尚者是神韵有神，方有容光焕发；有韵，方有言外之味。神与绘画密切相关，韵本音乐声律之事。可知无论“写境”（如实写照）还是“造境”（艺术虚构），都必须先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否则安能有神韵之可言？由是而观，不难悟及：境界，并非最高之理想，盖境界本身自有高下雅俗之分，怎能说只要一有境界，便成好诗词呢？龚自珍尝笑不学之俗流也要作诗，开口便说“柳绿桃红三月天”，以为这俗不可耐。难道能说这句诗没有任何境界吗？不能的，它还是自有它的境界，问题何在？就在于没有神韵。东坡特赏同时代词人柳永《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高处不减唐人”。这“高处”何指？不是说柳永写出了境界，而是说那词句极有神韵。境界有时是死的，神韵却永远是活的。

要欣赏诗词，须稍稍懂得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上的事情，遇见文学史上的掌故、佳话等，不能都当作陈言往事而弃之不顾，杜甫称赞李白：“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有人硬说这是“贬”词。这实是诗圣老杜拈出的最高标准，析言之，即声清，意新，神俊，气逸。这是从魏晋六朝开始，经无数诗人摸索而形成的总结性的理论表述，如果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又怎能谈到欣赏二字呢？

（选自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词典>序言》，有删改）

王国维读李璟词时，对《摊破浣溪沙》中“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两句大加赞赏，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幕之感”（《人间词话》）。他选择这首词中意境绝佳的两句进行鉴赏，不仅读出了萧瑟秋景衬托下女主角哀怨的心境，还因自己多愁善感的性格，得出了词中深寓忧患意识的结论。

灰色的月亮[注]

[日本]志贺直哉

立在东京车站的失掉了屋顶的走廊里，虽然没有风，却感到一阵阵的寒气，幸而出来的时候穿了一件夹大衣。同来的两个人，搭上先到来的绕道上野的车子走了，我一个人留在后面，等候绕道品川的车子。

天空阴暗，灰色的月亮朦胧地照着日本桥旁烧焦的废墟。大概是阴历初十，月亮很低，不知什么缘故，看来好像很近。时间是八点半的样子，人很少，宽大的走廊显得更加宽阔了。

远远望见电车的头灯，不一会儿就突然近了。车内乘客不多，我在对面的车门边，找到了空位子坐下。右首是一个穿束脚裤子的五十岁光景的妇人，左首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他大概是少年工人，背对着我，因为座位上没有靠手板，他就横坐着，面对着车门。我刚上车的时候偶然瞅见这孩子的脸，他闭着眼睛，茫然地张着大嘴，上半截身子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不是他故意在摇晃，是身体往前面倒下去，再直起来，又倒下去，这样不断地反复着。如果是打瞌睡，这样打个没完，叫人瞅着不好受，我出于本能地跟着少年工人保持了一段距离。

车子到有乐町、新桥，上来了许多乘客，有几个像是买了东西回家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红圆脸的青年，把扛在肩上的一只挺大的帆布包，放在少年工人身边，劈开双腿在旁边站着。在他后面，又被人挤上来一个也扛着帆布包的四十来岁的汉子。汉子上车后，望了望前面的青年。

“搁上去行吗？”也不等人回答，就把肩上的包往下卸。

“慢着，压上去不行。”青年护住自己的布包，回头望着那个汉子。

“啊，对不起。”他抬头望一望行李架，行李架上搁不下他的包，他只好在狭窄的地方局促地侧着身子，仍旧把包扛在肩上。

青年觉得对不起他，说汉子那个包，可以搁一半在他和少年工人座位的中间。

“不用了，并不沉，只是嫌累赘才想搁一搁，不用了。”那汉子这么说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在旁边看着觉得很惬意，这时节，看来人的脾气都变好了。

车子过了滨松町，接着到了品川，有人下去，可是上来的人更多。这期间，那少年工人仍旧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

“啊，看他这张脸。”有人这么说了。说话的是四五个像公司职员中的一个，他的同伴都笑起来了。我这边望不见少年工人的脸。可是那公司职员说得可笑，大概那一张脸是可笑的。车子里顿时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那时候，圆脸的青年回头望一望身后的汉子，用手指头点点自己的胃部，小声地说：“看样子差不多啦。”

那汉子好似吃了一惊，默默地望了一望少年工人说：“是吗？”

刚才那些发笑的人，好像也觉得有点奇怪：“是有病吗？”

“恐怕是喝醉了吧。”

他们这样猜测着，其中一个人说：“看样子也不像。”这样，大家好像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立刻不作声了。

少年工人的粗布工作服肩头是破的，从里边钉上了块手巾布，他倒戴着一顶军帽，帽檐儿下露出肮脏的脖子，瘦得可怜。他现在不摇晃身子了，脸不住地挨擦着车窗与车门之间的那块夹板。这样子完全是一个孩子，在他迷迷糊糊的头脑里，大概把这夹板当作谁了。

“喂！”站在前面的那个大汉用手拍一拍他的肩头，问了：“你上哪儿去？”少年工人没有答话，那汉子又问了一声。

“到上野去。”他很忧郁地回答了。

“不对啊，你坐反了，这是到涩谷的车啊。”

少年工人站起来想往窗外看，身体失去了重心，突然向我这边倒过来。当少年工人向我倒过来的时候，我几乎条件反射一样用肩头把他顶回去了。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但我后来想想真觉得奇怪。这动作跟我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反的，自己也觉得惊奇。当我把他顶回去的时候，他的身体没有什么抵抗力，这使我心里更觉得不好受。我的体重现在已减到九十多斤，可是少年工人的身体却比我轻得多。

“在东京站已经在车上了，坐过站了——你是在哪儿上车的？”我从他身后问了。

少年工人没回过头来说：“在涩谷上车的。”

“从涩谷上车，绕了一个大圈子。”有人这样说。

少年工人将脑门贴在窗玻璃上，想往窗外望，一会儿又不望了，用仅能听见的低低的声音说：“到哪儿，都没有关系。”

少年工人这句自言自语的话，后来一直留在我心里。

身边的搭客们，以后再没谈那少年工人，大家觉得反正没有办法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觉得反正没有法子了。假使我带着吃食，我会送给他安一安自己的心；如果给他钱，即使白天或许也买不到吃的，何况现在是晚上九点钟了。我带着黯淡的心情，在涩谷站下了电车。

这是1945年10月16日的事情。

葛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蒱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

玄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屚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

（节选自《晋书·葛洪传》）

秋日送客至潜水驿

刘禹锡

候吏立沙际，田家连竹溪。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

鹊噪晚禾地，蝶飞秋草畦。驿楼宫树近，疲马再三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