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请你们张开双臂欢迎我^①吧，

让我把花束和香气，

把阳光和温暖，

撒满你们心的空间。

——节选自艾青《太阳的话》（1942年1月14日写于延安）

捡漏儿

程宪涛

十年以后，吴征已是鉴宝专家，古玩行业的翘楚，古董界的权威。吴征经常参加鉴宝秀，出现在电视上、课堂上，成一针见血巧辩真伪，或化腐朽为神奇，但是，最让他引以为豪壮的事，依然是那次检漏儿。“漏”摆在楠木架上，在各朝历代器皿中，虽然显得不起眼儿，地位却是举足轻重。

那一年，吴征到河南出差，完成公干后逛古董摊儿。地摊儿上多是仿冒品，他没指望淘到什么。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最西侧一摊儿上，他发现了这个物件。摊主五十岁左右，黑黝黝的脸庞，浑身筋骨分明。正面多是一些赝品，角落里蹲着“漏”。

吴征的心怦怦乱跳，仿佛饿狼要冲出山。吴征把欲望关进笼子，表现得轻松平静。他先拿起一件做旧的砚台，询问价格。摊主回应的价格离谱。吴征又拿起仿制乔炉，摊主说出实情——是假货。在古董市场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吴征装作对罗盘感兴趣，开始认真地砍价，挑拣罗盘的毛病，那是民国时期的器物，本就不值几个钱。吴征把价格压得低，双方自然无法谈拢。

然后，他终于拿起“漏”，仿佛漫不经心地刚看到一样。吴征第一眼就断定，那是唐朝时期的瓷器，时代特征不明显，恰恰因这一点，让很多人失之交臂。吴征问：“这小家伙什么价？”摊主伸出了一个巴掌。吴征故意说道：“五十块？”摊主显出不屑，道：“五百。”吴征用指鹿为马战术，道：“寻常百姓家的东西，花哨但缺少质感和气度。”其实，摊主再添两个零，吴征购买的意志依然坚定。这时有人走过来，吴征侧身挡住“漏”，唯恐被抢夺走，或者来人哄抬物价。好在那人没发现。吴征继续道：“四百我拿走。”摊主道：“四百九，给您留个打车钱。”吴征显出无奈的样子，从衣兜里摸出钱递上，接过找的十块钱，捧着“漏”撤退。

业界人士来欣赏“漏”，有人出百倍价格，有人出千倍价格。物以稀为贵，世上孤品，奇货可居。“小小的古董，是时代的断面，包藏着历史、地理、文化……”后来吴征在各种场合，描述这段捡漏儿的经历，面对电视台主持人，面对礼堂黑压压的人群，面对来访的朋友同事，经过无数次加工润色、添枝加叶，使其成为一段传奇故事。吴征在故事里斗智斗勇，占据主动控制节奏，而摊主顽固无赖，始终被蒙在鼓里，最后变成了一个傻瓜，与财富擦肩而过，把珍品拱手相送。其中，吴征添加了自己忐忑、惶恐、害怕等心理活动，人物有血有肉，故事具有可听性。吴征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引来听者的艳羡感叹。吴征总忘不了煽动、蛊惑听众去小摊儿，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若抛开文化和历史，用金钱衡量古董，吴征仅凭这个“漏”，就能跻身小康水平，他现在已成为专家大师，各种头衔称呼里饱含着对吴征的敬佩尊重。吴征每天坐在楠木椅子上，品味着上好的红茶，目光停留在古董上，内心滋润且满足。

某天，再次去河南那座城，吴征想到古董摊儿上看看，重温下历史，缅怀下过往。他很少再到摊位来淘宝，即使来，也是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用达观的心态闲逛。遭落民间的珍宝少。十余年了，那个摊主还在。十多年的风霜雨雪染白了吴征的头发，摊主没有大变化。看来摊主没有发财，没有淘到值钱的货色。以前摊上还有民国造物，现在全是仿制品。

彼此咫尺天涯，吴征一步登天，摊主平淡平庸。吴征拿起一个盘子，即便是初入门的人，也一定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低劣的赝品。尤其可笑的是，盘子上居然烧着字，画蛇添足欲盖弥彰。吴征说：“一万元卖吗？”摊主正在吃盒饭——一碗浑浊的麻辣烫。他吃惊地抬起头来，下意识地说道：“卖！”吴征道：“可以转账吗？我没有带那么多现金。”摊主放下麻辣烫，重视起生意来，道：“如果您执意买的话，给二百块钱得了。“

“为什么？”吴征问。

摊主道：“那是赝品，我不能骗您！”

吴征不知如何离开市场的。

从此，他不再讲述捡漏儿的故事。那个“漏”放在角落里，有人问起来历，吴征就说：“骗来的！”

询问的人审视吴征，道：“吴大师，你的意思……？”

吴征认真地说：“真的！”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颂功业。于是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议封禅。诸儒或曰：“古代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祀，席因菹秸。”议各乖异，始皇以其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太山阳至颠，立石颂德；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徒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始皇闻之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余子，少子胡亥最爱，请从，上许之。秋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豪杰亡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