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早在17世纪就已传入欧洲。1687年，法国巴黎出版了首部拉丁文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该书在之前耶稣会士译作的基础上编译而成。之后根据该书又出版了其他语种的改编本或节译本，其中最早的有《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以及英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其实在这几部作品发表之前，贝尼耶于1687年就已经完成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法文全译本《论语导读》，其全名为《孔子或君王之道，包括中国古代皇帝和官员政治统治特有的道德原则》。但遗憾的是，同年贝尼耶因中风去世，该部译著的出版工作便被搁置下来。

对比这四部作品，仅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和英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都强调了孔子在道德层面的影响，同时后两者还保留了拉丁文本中孔子作为哲学家的一面。而贝尼耶则完全改变了对孔子的定位，强调的是孔子思想的科学性和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贝尼耶曾希望服侍于国王左右，但近十年的国外生活已使他与当时法国的政治和社会脱节。仕途上的失败使他只能在精神层面幻想自己能辅佐国王。所以他翻译《论语导读》的目的是希望能用中国的智慧来培育欧洲年轻君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坦陈的：“因为我真诚地热爱着我的国王和我的祖国，所以我认为这些伟人或许能成为我们年轻君主的向导和楷模。”

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导致不同的译本在结构和内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贝尼耶将拉丁文本中《大学》和《中庸》的内容进行了重组，以使文章的表述更为流畅。在《论语》的译文中，贝尼耶保留了对话的方式，但将大部分的直接引语改为间接引语。叙述有时是从译者的角度，有时是从暗含的某个人物的角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复调的效果。他用中国先贤的格言来揭示法国社会的问题，唤起人们对仁德治国、礼法治国、礼乐治国等问题的思考。

其次，贝尼耶在法译本中删减了拉丁文本中的大量注疏。《中国哲学家孔子》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在翻译过程中，耶稣会士不仅保留了这些中国学者的注解，还补充了自己依据《书经》《诗经》等经籍而撰写的大量释义，以便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这两类注解分别用正体和斜体呈现，以示区别。而贝尼耶只保留了那些在他看来对于理解不可或缺的条目，也无正体和斜体之分，其目的是使读者更加专注于儒家思想本身，专注于法国的王公贵族们可汲取的精神食粮。

贝尼耶的这部译著首次将儒学与稳定国家政治的理念联系在一起。2015年《论语导读》由费林出版社在巴黎首次刊行。2020年底，《论语导读》的手稿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经过三百年的流转，它终于抵达了最初想要探索和发现的国度。这部稀世之珍见证了中法文化源远流长的交流史，展现了不同文明的相互启迪与共同发展。

（摘编自吕颖《法译本<论语导读>的创新意义与时代价值》）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

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了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选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 “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选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 “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

(选自教鹤然《“文学真实”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