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0年由《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的倡导，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响应，有一批作家积极参与其中，陆续推出了自己的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的兴盛，对报告文学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消解着报告文学的主体地位。首先是报告文学的受众接受度远不及非虚构写作。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首发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这种高阅读量就报告文学单部作品来说完全没有可能达到，二者受众接受度的差距一目了然。其次是在社会关注度上有冷热之分。非虚构写作总是在不断地制造出各种社会热点话题，引起全民的关注，并且延伸成为研究的课题，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聚焦点。再次是非虚构写作对现实的介入性在广度上超越了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将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都收入旗下，体现出一种开放性和亲历性。在非虚构写作潮流中，“野生的写手”遍地开花，体现了大众的参与性。由于是切身的经历与感受，情感和文字表达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普泛的介入性和可触的现实感是专业化写作的报告文学难以做到的，而这种切近生命感同身受的体验也更具有“带入性”，容易引发受众的共鸣。

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报告文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自身。与非虚构作品越来越理直气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报告文学近年来显得有些失了底气，因为不论是报告文学作家，还是报告文学的研究者，正在失去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充分自信，而文体自信的丧失正掣肘着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续发展。

（摘编自蔚蓝《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维度差异》）

材料二：

在2003年“非虚构”并未流行之时，评论家们便已预言报告文学的消亡。理由也似乎十分充分：一是报告文学没有像小说、诗歌那样深广的传统根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已经无法生存；二是既“报告”又“文学”的作品既会伤害报告又会伤害文学。第一点理由逻辑上便已经不能自洽，如果报告文学因为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便沦入消亡，那么同样为舶来品的“非虚构”又如何有信心在此间驻足。虽然报告文学是舶来之物，但在本土语境中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是事出有因：报告文学既是写实传统的赓续，也是述史传统的现代表达。第二点理由又恰恰是报告文学的魅力所在，所言“伤害”不如说是一种周全，报告文学既有其报告性（新闻性），又有其文学性，这也是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纪实、小说、散文等体裁而独立门户的原因。

在和平年代及“非虚构”挑战下，报告文学是否已经丧失内在活力，这一质疑也似乎成为报告文学给“非虚构”让位的理由之一。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说：“审美现代性意味着宏大叙事的解构，意味着平面化、琐细化、去深度。”这似乎预示承载着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的报告文学注定要被狂欢的现代主义抛弃。但现实是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却呈现着多样姿态，如张子影的《试飞英雄》关注中国空军试飞员的忠诚无畏，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记录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里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优秀的报告文学，优秀的报告文学产生于伟大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在远离战火和号角的和平时代，仍有着不见硝烟的伟大，仍有着激荡卓越的不凡。报告文学在快餐化、娱乐化、媚俗化的文学生态格局中更显出严肃的庄重、真诚的悲悯。在解构的狂欢之中，报告文学将情感宣泄的碎片捡起，力图重新建构出深广和完整的时代面貌。

实际上，在现代主义的狂欢之下，焦虑感如影随形，人们比以往更加渴望生活的真实、生命的真实。但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只言片语的评论，常常遮蔽真实，曲解真实。2019年年初咪蒙团队所写的“非虚构”作品《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被指造假，撕破了“非虚构”的堂皇。这时，长于个人经验叙事引起大众共鸣的“非虚构”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敌人并非报告文学，两者之间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借助新媒体蓬勃发展的“非虚构”为独立性摇旗，暗合现代主义“忠于当下鲜活的个人经验”的命题；但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时候，“非虚构”极力逃离主流，刻意回避积极，从而陷入消极悲观等情绪之中，借渲染以共情，点燃更广的社会负面情绪，而报告文学却常可“以光明的心地和远大的眼光”安抚个人的焦虑和不安。从“非虚构”的发展之中，报告文学也应取其长处，躬亲自省。在宏大叙事之中如何避免陷于“言不及物”的尴尬境地，以及在媚俗和颓废猖獗的名利场中如何自持，这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无法引起共鸣的“言不及物”的尴尬，一来可能是因为大而空的书写内容无法切中肯綮，二来可能是呆板滞塞的书写方式不够形象生动。这两点恰恰丢失了报告文学新闻性和文学性并重的文体原则。“非虚构”的警钟敲响，正是报告文学的自救契机。介入生活，落到实处，宏大而不夸张，载道而不说教，回归初心和本真。

（摘编自丁佳雯《在“非虚构”挑战下的报告文学》）

文本一：

徙（节选）

汪曾祺

先生名鹏，字北溟，三十后，以字行。家世业儒，少孤。尝受业于邑中名士谈甓渔，为谈先生之高足。

高先生在十六岁的时候中了秀才。不想，第二年就停了科举。

废科举，兴学校，这个小县城里增添了几个疯子。有一姓徐的呆子，穿着油腻的长衫，一边走，一边念。念到曾经业师浓圈密点的得意之处，摇头晃脑，昂首向天，面带微笑，如醉如痴。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长歌当哭，其声冤苦。这样哭了几年，一口气上不来，死在街上了。

功名道断，高北溟怎么办呢？

沈石君来看他，沈石君比高北溟大几岁，也曾跟谈老先生读过书，开笔成篇以后，到苏州进了书院。他有志办教育，在省里当督学，他劝高北溟去读两年简易师范，取得一个资格，教书。

读师范是被人看不起的，但这在高北溟是一条可行的路。

简师毕业，高先生在五小任教。恰好沈石君因和厅里一个科长意见不合，愤而辞职，回家闲居，正在四处写信，托人找事，地方上人挽他出山来长初中。沈石君再三推辞，禁不住不断有人踵门劝说，也就答应了。他只提出一个条件：所有教员，由他决定。教育局长沉吟了一会，说：“可以。”

国文教员，他聘了高北溟。许多人都感到意外。

高先生自然欣然同意。他谈了一些他对教学的想法。沈石君认为很有道理。

高先生要求“随班走”。教一班学生，从初一教到初三，一直到送他们毕业，考上高中。他说别人教过的学生让他来教，如垦生荒，重头来起，事倍功半。教书教人，要了解学生，知己知彼。不管学生的程度，照本宣科，是为瞎教。学生已经懂得的，再来教他，是白费；暂时不能接受的，勉强教他，是徒劳。他要看着、守着他的学生，看到他是不是一月有一月的进步，一年有一年的进步。如同注水入瓶，随时知其深浅。他说当初谈老先生就是这样教他的。

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他也讲《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项羽本纪》《出师表》《陈情表》、韩、柳、欧、苏。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穿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他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

为了帮助学生将来升学，他还自编了三种辅助教材。一年级是《字形音义辨》，二年级是《成语运用》，三年级是《国学常识》。

在县立初中读了三年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教室里响起了高唱校歌的声音。校歌由高北溟先生作词。玻璃一样脆亮的童声高唱着。瓦片和树叶都在唱。

高先生的家也搬了。搬到老屋对面的一条巷子里。高先生用历年的积蓄，买了一所小小的四合院。房屋虽也旧了，但间架砖木都还结实。天井里花木扶疏，苔痕上阶，草色入帘：很是幽静。

（有删改）

文本二：

高鹏，字北溟，取用庄子《逍遥游》中“鹏之徙于南溟也”的典故。他年少家寒，但是坚持读书改变命运。高北溟的天资，只是中上，但他深知先人为他取的名、字的用意。这是老师眼里的高北溟——没有因为现实的困顿而放弃自己的理想。

后来废科举，兴学校，没办法在朋友的帮助下读了简易师范，去五小授课教书，虽说是为了谋生计，但高北溟却不沉陷于现实的泥淖，仍能着眼学生的未来升学之事，自编教材，悉心教学。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又说：“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物质的贫穷并没有让高北溟放弃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充实。

（有删改）

永明十一年，孝文帝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胁众。离于明堂左阁，使太常卿王谌筮之，遇“革”，帝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吉孰大焉。”群臣莫敢言。尚书、任城王拓跋澄曰：“今出师以征未服，而得汤、武革命之象，未为全吉也。”帝厉声曰：“繇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澄曰：“隆下龙兴已久，何得今乃虎变！”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澄曰：“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伤！”既还宫，召澄入见，逆谓之曰：“向者‘革’卦，今当更与卿论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竞言，沮我大计，故以声色怖文武耳，想识朕意。”因屏人谓澄曰：“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徒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澄曰：“陛下欲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所以兴隆也。”帝曰：“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自圣心，彼亦何所能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桥，欲以济师。秋九月戊辰，魏主济河，庚午，至洛阳。丙子，诏诸军前发。丁丑，帝戎服，执鞭乘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帝曰：“庙算已定，大军将进，诸公更欲何云？”尚书李冲等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帝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拓跋休等相帅如右。南安王拓跋桢进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呼万岁。时旧人^【注】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魏迁洛阳》，有删改）

武威^①春暮闻宇文判官^②西使还已到晋昌^③

岑   参

岸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

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

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

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