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到21世纪，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学术脉络和基本主张渐成气象，为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现实能量。与法学不同，人类学代表了亲历、切肤、在场和本真的生命原力——换言之，代表了扎根大地的诚实。人类学对生命细碎的关怀，对日用习常的熨帖，对异域风光的好奇，对情景知识的敬意，使得那些关于人与人生之见的复杂性被一点点拨开，从而为我们理解合法性、现代性、统合、冲突等世间的诸多宏大观念，提供意义的载体、反思的条件乃至批判的可能。

理解了人类学与法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我们便能理解法律人类学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对于域内而言，自新世纪开始，中国法学开始系统性地反思既往过度以城市为中心、过度以规范为定见，从而可能忽略了一线城市以外真实的社会需求，以及对法律运行的复杂过程相对盲视的价值取向。坦率地讲，现代法学的制度构造和知识体系舶来于西方，其作为一个移植性的秩序安排在中国现实土壤中，确实不可能仅仅通过立法过程对文本规范的建构来实现。法，不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甚至根本上不是一个规范问题，而是生命秩序。以高傲的西方经验自居，完全忽视了规则的文化维度、语境意义与地方性知识之特征，认为不需要去建构和孕育现代法律体系与中国现实深度咬合的社会根性，这是中国法学“本本主义”的显著问题。好在随着中国文化自觉的日益清晰，以及法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日趋拓张，中国法治建设在吸收世界优秀制度文明成果的同时，越发重视中国经验本身。当摆脱了“轮椅”状态的法律学人重新站在真实的大地上，在研究方法上便会越来越多地重视在场性价值，重视局内人视域，重视对基层与远山的温润关切。这一“接地气”的研究理路与价值主张，携带着法律人类学的力量，为理解复杂的中国不断积累着本土智慧与体验样本。

而如果将视野拉长到国际，“以世界为田野”一直是中国人类学人的梦想。如高丙中教授所言，中国的人类学前辈学人们当然知道人类学田野包括世界而非以国内为限，然而，人类学视野和活动空间的内敛性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遗憾。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制约着人类学家的选择。其一，中国的国力和国情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有时顾及不到，把资源投到耗费不菲却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国内急迫问题（如围绕温饱问题的物资生产等)）的人类学课题上。其二，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不便于学者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并长期伴随着外来入侵造成的众多的生命牺牲和 “国耻”的不断累积，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方主宰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比较敏感的。当 “以世界为田野”的研究无法有效发生时，其现实后果之一，便是在我们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对沿线国家缺乏在场性的深度理解，而忽略了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历史背景、文化意蕴和社会情境。

（摘编自熊浩《法律人类学的学术意义与中国价值》）

材料二：

国家推行的现代法律和农村传统的习惯法之间存在差异。在推广国家法律的时候，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需要直面这一差异。如果宣传的内容只涉及国家法律，当地农民会感觉到陌生。但如果只讲地方民众熟悉的习惯法，又失去了传播的目的。通常的办法，就是在宣传中嫁接现代法律与习惯法，达到“转生为熟”的目的。而小品《不能走这条路》则包含了两重法律逻辑及其嫁接关系。一重是农村习惯法的逻辑，它是以家庭的共同利益为核心。从这重逻辑来说，为了家庭生计日夜操劳的小珍，应该受到表扬和鼓励，而成天在外喝酒赌博的二狗，应该受到批评和教育。一重是国家法的逻辑，它是以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核心。在小品的开头，现代法律的话语并未出现，但描述了二狗喝酒赌博、经常打骂小珍的事实，警察将二狗及其赌友逮捕，村妇女主任忠告“这可不是家庭小事，而是侵犯了妇女权益”，从而实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嫁接。这出小品的逻辑和《白毛女》的逻辑基本一致，黄世仁首先是违背村庄伦理道德的负面人物，然后才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阶级敌人。笔者把以上不同法律的关系称作“法律嫁接”，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研究不同法律的彼此影响和交错状态，同时也看到，习惯法既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又能保持自身一定的独立性。

“戏曲普法”蕴含着深远的人类学启示，它有助于我们将关注重心从“纠纷解决”转向“传播过程”。与法律史学家只通过文本探讨中国历史上法律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不同，进行当下“戏曲普法”田野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追踪普法剧本的写作、修改、演出以及效果等内容。“戏曲普法”涉及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是法律与社会科学界未来值得努力探索的一个领域。

（摘编自尹韬《“戏剧普法”的人类学启示》）

晚来秋

李骏

本世纪初，我被部队总部借调帮助工作的那几年，负责干部转业工作。

有一天，来了一个中年人，他从那个破烂的挎包里掏出一叠材料递给我说:“我叫程再方，是来找你们给我父亲开一个证明，证明我父亲程方正曾是一名军人。”

我说:“军人转业时都有转业证啊。”

他说:“我父亲是参加朝鲜战争下来的，他有退役证，没有转业证。”他一说眼泪突然流下来了:“贺干事，我父亲在战场上负伤了，惨呀，损失了一条腿。”

我说:“那是老兵啊。”

他说:“我父亲是后勤系统的兵，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搞后勤的战士。但他们团在前线打仗时，他所属的连里战友们都牺牲了！战场上急需人手增援，他便临时到了一线了。”我认真地翻阅他带来的材料。那些材料中既有原件，也有复印件。比如在入伍的原件中，我还看到了彭老总的大印章。因为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同时研究过一些战史，一看那个印就像是真的。我又翻他的退伍证。这个是复印件，字都是繁体的，看上去也不像是假的。

我又问他父亲所在的具体部队在哪。

他指着那堆纸上说:“我父亲的部队早就解散了，五十多年过去了。部队多次整编，早就没有这个番号了。”

我说:“我们要查找到相关资料，比如过去部队的名册，才能开证明。如果他的名字在上面的话，就好办。如果没有话呢……那只能抱歉了。”

他站起来激动地说:“请你们赶紧找呀，找到了就好。我父亲生活非常困难，急需组织上的帮助。”

“我父亲从朝鲜战场下来后，因为负伤，只能进工厂。后来厂子里的效益渐渐的不好了，最后全垮了。我父亲也像大家一样，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现在他老年多病，连上医院的钱都没有了。我们当地说，如果能证明他是军人，就有相应的补助待遇，至少能解决他穿衣吃饭与看病的问题……”

我听了很辛酸，马上表态说:“你放心，我立即把这个情况向部里汇报，争取早日有个结果。”

他着急地说：“我父亲都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等几天啊？”

我说：“你先回去等着。我会在第一时间给回音。”

他想说什么，但终于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

离开前，他回头又给我鞠了一躬。

从那天夜里开始，我几乎天天到办公室加班，一本名册接着一本名册地翻阅。第一晚，我翻了整整四个小时，一无所获。接连几天，我都没有查到“程方正”的名字。

这天，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竟然是程方正老人亲自写来的。

小贺同志，我今天才知道，我儿子跑到北京去找了组织，找到了您们。首先，我对他的行为表示深深的歉意！对您们负责任的行为，表示深深的敬意！

其次，我要说明一下。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这是我儿子想出来的。他总想占国家的便宜。是我没有教育好他，对此我表示特别抱歉。我很好，即使行将就木，也请勿再为我的事叨扰组织。

最后，祝伟大的人民军队更加强大。也祝您工作愉快。

此致

八十老人：程方正

看了信，我心中五味杂陈。

这天，领导安排我去东北参加一个干部安置研讨会。

我突然想起了程方正的事，我滋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趁到东北参加会议的机会，去探一探他的真假呢？是真是假，与老人见个面，不就基本上能证实了？

在离开办公室关门的那一刻，我突然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管他是不是真的，先开个证明带上，万一用得上呢？

于是那天夜里，我便认认真真的用干部部门的公文纸，打印了一张证明：

XX省XX市民政局:

兹有贵省贵市XX单位程方正同志（身份证号为：XX），系1950年6月参军入伍，曾在XX军XX师XX团XX营XX连服役，1953年退出现役。

特此证明。

然后，郑重地在单位名称上用力盖了一个大印。看着鲜红的公文抬头与鲜红的大印，我坐在那儿欣赏了半天，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

会议结束，我便直奔程方正老人的家。

那是个老城区，四处看上去破破烂烂的。我去时正好是黄昏，老远望去，只见门前飘动的炊烟袅袅上升，四处升腾起的煤烟，很快缠绕在一-起。走近了一看，门牌上挂着白纸黑字。我心里一惊，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开门的人正是到北京找我的程再方。他一下子上来把我抱住了，哽咽着说：“贺干事，是你呀！可把你盼来了。但我父亲……他……他……他走了。 ”

我怔住了。

程再方拉住我的手，突然大声地哭了起来。他抹着泪说:“我爸在临走前告诉我们，他是怕我们像别人那样去上访，给国家添麻烦，他是怕我成为上访专业户。我爸是军人，是参过战的军人！他说，‘自己足以证明自己了，不必再去麻烦组织了’。”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我站起来，从包里掏出那张早已准备好的证明说:“组织上已经承认程方正老前辈是军人了……”

程再方抚摸着那鲜红的标志着总部机关的大印，双手颤抖，看完后，他突然跪在地上，对着他父亲的遗像放声大哭:“爸，你的组织来人看你来了……”

那一晚，我住在那个小城的某个宾馆里，梦里醒来，我忽然满是惭愧，那难忘的一夜，让我在异乡的土地上体味了生的寂寞与死的孤独。但我相信，老兵们永远不死，他们永远活着，就活在我们中间……

(有删改)

春日二首

晁冲之^注

其一

男儿更老气如虹，短鬓何嫌似断蓬。

欲问桃花借颜色，未甘著笑向春风。

其二

阴阴溪曲绿交加，小雨翻萍上浅沙。

鹅鸭不知春去尽，争随流水趁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