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自古以来，这则古训被不少家族奉为家规家训，寄寓着长辈对后世子孙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那么，古人为何如此重视耕读？

关于“耕”，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耕，犁也。”本义指用犁翻松田土，泛指耕种、农耕之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耕劳作是祖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他们在田地里从事农耕劳作非常辛勤劳苦，“耕”就与勤劳的品质联系起来。关于“读”，《说文解字》释为：“读，诵书也。”本义为诵读诗书经文，后引申为阅读、学习之义。

耕读并举的生活方式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士人躬耕的记载。《论语》载“樊迟请学稼”，《说苑》载“曾子衣敝衣以耕”。农家学派的许行提倡士人耕读并举，他不仅自耕自食，还带领学生从事农耕劳动。及至西汉，扬雄提出，“耕”不仅是谋生的方式，从中也可以体悟“道”与“德”，“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东汉袁闳把耕田与治学并举，“（闳）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北宋时期，宋仁宗颁布劝耕劝读政策，鼓励士人、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规定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促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这样一来，便把士人、农家子弟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耕读相兼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逐渐形成重视耕读的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不少文人学士对耕读生活十分推崇。一些士人给自己的书房画室起了诸如“耕读轩”“耕读山房”等名。诗词歌赋中，也常见关于耕读生活的描述，如东晋陶渊明《读山海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元代王冕《耕读轩》“翠锄负在肩，牛角书一束”，明代徐勃《过荆屿访族兄文统逸人隐居》“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耕”。

许多家庭都把“耕读传家”作为一则重要的家规家训，用以劝勉后世子孙重视耕读，做到勤劳耕作，读书上进。第一部正式将耕读传家列为家训的是唐末五代章仔钧所作的《章氏家训》，其中明确提出“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教育子孙后代要勤于劳动，读书明理。明末清初理学名儒张履祥认为应该耕读并举，他在《训子语》中说：“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晚清名臣左宗棠把“勤耕读”作为传家之本，他曾写下“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的楹联教育子侄后辈，要在力耕和勤学上下功夫。

在耕读文化发展过程中，“耕”和“读”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耕”不仅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读”也不只是为了读书应举。在辛勤劳作的同时，可以培养勤劳务实、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品质，感受“粒粒皆辛苦”的辛劳与不易，更有助于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而读书则不仅可以立志，更能修身、立德，激发“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通过耕读培育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情操，不断滋养个人道德品格，从而使得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这正是精读传家的现实意义所在。

（摘编自吴宇轩《耕读文化：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他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有删改）

材料二：

要研究杂交水稻，首先必须在自然界中找到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时不仅没有实物可利用，而且连中外的科研资料上也没有记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既然自然界存在天然杂交稻，那么，肯定就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株。在水稻吐穗扬花时节的稻田里寻找雄性不育株不啻大海捞针。盛夏时节，稻田里气温通常高达40℃，袁隆平和妻子邓哲踏遍了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终于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袁隆平欣喜若狂，视为珍宝，细心地繁殖栽培，亲自播种、浇水、施肥，仔细观察它们细微的在每个生长发育阶段的变化，并作出详尽的记录，经过两年的艰苦试验，获得了珍贵的科研数据，写出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引起了国家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1975年国务院决定迅速扩大试种和推广的范围，此后的十年里，杂交水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隆平成功之后，国内国际各种令人眩目的荣誉、大奖也纷至沓来，但他并未陶醉于此，改变初心，而是一如既往地潜心农业科研，继续头顶烈日，脚踩泥泞，奔波在绿色的田野中。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摘编自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借款记

邢庆杰

电视上正演着抗日剧，老郝却无心观看。开着电视，只是他打发寂寞的惯用办法。多年前，妻子因病去也后，儿子先是在省城上大学，读研，后来又在省城当了大学老师，他一直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回来，他第一时间打开电视，让屋里有了响声，然后再动手做饭。今晚他无心弄饭，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满了。

手机响了，竟然是初中同学崔仁义打来的。他们虽是老同学，但因社会地位悬殊，平时很少联系。崔仁义很热情地问他在不在家，说有点儿事和他商量。

老郝初中毕业后就接班进化肥厂当了工人。崔仁义却一路读到大学，分配到了行政单位，多年前就当上了县水利局局长。他们住在一个小区，虽然一个住独体别墅，一个住两室一厅，但平日里还是免不了碰面。开始，老郝见了他总是热情地打招呼，但崔仁义每次都是板着脸点点头，一丝笑模样也没有。老郝知道，人家这是刻意和他保持距离，以后就尽量躲着他。

当下，老郝的儿子在省城找了女朋友，买房子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他已经跑了好几趟省城，和儿子以及未来的儿媳一块看了多处楼盘，无奈，都贵得远远超出他的承担能力。最后，他们只得在郊县定了一套八十多平方的，也要一百三十多万。他收入有限，虽然一直省吃俭用，却仅存有七万多元。为了凑足三十万首付，他几乎借遍了所有能借到钱的人。就在昨天，他给初中同学赵云借钱时，赵云还提过让他找找崔仁义。

……多年以前，儿子考上大学，老郝却连学费也生不出来。妻子的病早把家底掏空了。他拉下脸，四处筹借，也只凑了不到一半，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崔仁义的家门。崔仁义对他还算客气，给他沏了茶，敬了烟，但一说到借钱，脸上就愁云密布，说了一大堆经济拮据的理由，最后，拿出了二百元钱，说算是孩子考上大学的份子钱，不用还了，那一刻，老郝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后来，厂里知道了他的情况，发动全厂职工给他捐款，才让他迈过了那道坎……

崔仁义进门时，老郝已经将一只盖杯洗得干干净净，沏好了一杯茶。

崔仁义坐下后，问了问老郝的近况。老郝照实“汇报”了，也有意无意地说了给儿子买房的事儿。崔仁义这才说明来意，他从赵云那儿已经知道老郝正四处借钱。

崔仁义问：“你需要多少钱？”

老郝说：“首付三十万，我已经凑了二十万，还差……”

崔仁义霸气地打断他说：“咱交全款，这个钱我借给你，这些年我们一家省吃俭用的，攒了些钱……”

一番话，惊得老郝如在云里，如在梦中，一时竟然失语了，傻了般看着崔仁义。崔仁义接着说：“当然，我也是有条件的，这件事，只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连你交全款的事儿，也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老郝赶紧说：“这个保证没问题，问题是借你这么多钱，我什么时候还得清呀？”

崔仁义笑道：“你贷银行的钱就不还了？你儿子儿媳都是大学老师，等几年他们评上高级职称，两个人一年就是三四十万，这点钱算什么？”

老郝心下顿时释然，人家是算好了他有这个偿还能力才肯借的，不过，这毕竟是个天大的人情，他对崔仁义千恩万谢。

崔仁义出去了一趟，回来时扛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子，他反手关上门，将袋子往地上一扔说：“你点点，这是一百万。”

临走，崔仁义把老郝打的借条撕得粉碎，有些生气地说：“你在厂里是多年的优秀党员，谁能信不过你？”

第二天；老郝先把这笔钱存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上，又转给了儿子。

几天后，老郝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崔仁义被县纪委留置了，工作人员搜遍了他的几套房子，却没有发现值钱的东西和现金……

老郝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断地抽烟，抽完了整整一包烟后，打通了儿子的电话。

“儿子，房款交上了吗？”

“还没呢，这几天太忙，没顾得上。”

“把钱转回来吧，要快。”

打完电话，老郝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把自己重重摔在了床上。

（摘编自《微型小说选刊》）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为礼部员外郎。仲淹先以谏废后事贬睦州，至是复召。时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未至，即论事坐罢。欧阳修贻书责中丞杜衍曰：“介足未履台门，已用言事见罢，可谓正直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为御史。”衍不能用。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吕夷简执政，进用多出其门，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进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仲淹闻之，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弊。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仲淹落职，知饶州。集赞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讥刺大臣重加谴谪，傥其言未合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请改前命。”坐落职监筠州酒税。馆阁校勘尹洙上书曰：“仲淹忠谅有素，臣与之谊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简斥监郑州酒税，寻改唐州。欧阳修贻书责高若讷曰：“仲淹以非罪逐，君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怒，上其书，修坐贬夷陵令。时朝士畏宰相，无敢送仲淹。独龙图直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之。或以诮质，质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仲淹、靖、洙、修而讥若讷。都人士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御史韩缜希夷简旨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者从之苏舜卿上书曰：“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致位台谏，虽改他官，不忘献纳。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敢负陛下委注之意，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而不敢论，此患之大者。”

（节选自《宋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