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戏曲“现代化”的意涵中，要求戏曲强化“表现新时代的、新生活的现实”的能力，是戏改主导者最普遍的认识，而通过戏曲内容的变化定义“现代化”，似乎是一条捷径。张庚就指出，延安时期开始的新秧歌运动，其实际意义就是“把这种表现了我们古代生活的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戏剧、歌舞剧的形式拿来现代化，使它来表现现代的我们人民最光辉的生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肯定戏曲“运用程式去反映生活的方法其基础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同时又指出，“生活是发展的。传统戏曲程式是在古代生活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它们与今天的时代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所以，戏曲的程式应当有所发展”。可见在论述戏曲舞台表演领域推行“现实主义”原则的必要性时，传统戏曲缺乏“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亦成为其重要理由。

20世纪50年代初，戏改主管部门曾经为解放区“反映现实生活”的“解放戏”一度走红而深受鼓舞，但是这样的喜悦并未维持多长时间。既不愿意公开承认戏曲表演的基本原则是非现实主义的，又不能公然接受戏曲演出和观众趣味依然高度集中于传统剧目的现状，这导致包括周扬在内的众多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在戏曲表演领域产生矛盾心态。正由于古代题材戏曲剧目始终得到普通观众最大程度的喜爱与关注，因此如何运用戏曲手段“反映现实生活”就成为戏改工作者的执念。

实际上，戏曲“反映现实生活”具有双重含义，对当局而言是要借此鼓励甚至迫使戏曲艺术家创作和演出基于政治宣传目的的新剧目；对戏曲艺术家而言，是为了扩大戏曲的表现能力和新的人物塑形能力。在各类宣传剧受挫于演出市场的特殊背景下，戏改当局与戏曲界从业人员都似乎接受了传统戏曲不适宜于演出现实题材剧目的托辞，剧种“分工论”就是其典型的表达方式。然而“分工论”既没有让当局持续放过那些古老剧种，更无从解决传统戏曲提升跨题材的表现力这一焦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主管部门反复推出相关的政策和措施，都在强调“反映现实生活”是戏曲发展的关键。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在政治助力下，这一政策措施终于见到“成效”。不过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一旦失去了政治压力，传统剧目就迅速回归，再次成为戏曲演出市场中的主角。这场“大戏”并未就此完结，它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出了戏曲现代化的困境，但是艺术家的深度参与，说明“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并不只有政治内涵，它同时关乎艺术形态。

如前所述，戏曲是否确实难以反映现实生活，古代和现实的题材差异是否与戏曲作品的现代性直接关联，都很难断然下定论；从戏曲内涵的全方位改造到仅仅关注新的题材，显然是呈退守而非进取之势。当“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和戏剧表演的“现实主义”原则相结合，戏曲面对的不仅是题材更新，更内在地蕴含了改变艺术形态的压力。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围绕“戏曲现代化”话题展开的剧烈而复杂的多元争论，涉及“现代戏”创作演出过程中，传统戏曲的行当、流派和程式化表现手法的艺术价值。然而话题一旦触及这一层面，在艺术形态争论的背后，就处处存在对戏曲现代化的公开或隐晦的质疑与抵抗。戏曲界人士、尤其是最具影响力的京剧等剧种的代表性表演艺术家，数十年来对现实题材新剧目的创作演出始终抱持的消极态度，内在地包含了对传统戏曲的艺术形态的坚守，同时还有艺术与政治的博弈。因为要求戏曲“反映现实生活”与其说是在推动戏曲现代化，还不如说是为了使之意识形态化，在本质上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戏曲塑造当代戏剧人物的能力是否可以用“现代性”形容，更难以论证。

（摘编自《20世纪戏曲现代化》）

材料二

实际上，传统戏曲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属于文化形态，主要存在于民间，因而可以称之为民间戏曲。这种民间戏曲具有质朴的、非艺术化的倾向，这种质朴而非艺术化的倾向，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参与和共融，而非纯艺术的审美咀嚼；另一种则属于艺术形态，是士夫文人在民间戏曲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表现手段，使其更趋向雅致，具有了较高的审美性和审美价值，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戏曲艺术。无疑，关注和回归民间是摆脱这种困境、实现现代转型的根本。戏曲是一种大众艺术、大众文化，它的根、它的脉、它的代谢机制都在民间，戏曲艺术的每次发展、繁荣，民间大众都发挥了积极、能动的作用，是改革、创新的主体，是戏曲发展的推动力，是戏曲一次次转型和新旧代谢的资源库，每一次革新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然而，反观当代有一种越来越不尊重和漠视民间的趋势，这不仅让戏曲艺术表现形式的革新失去可资借鉴的力量，同时也破坏了具有悠久历史的戏曲文化生态链，让戏曲与广大民众愈来愈隔膜，这正是我们戏曲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缺失，也是学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摘编自刘桢《中国戏曲的现代转型与本质回归》）

金戒指

周立波

我听到了好多的人，谈论和称赞侦察员张海。有的说他身轻如燕，能飞檐走壁。有的说他枪法如神，能百步穿杨。他的妻子张叔贤是一个劳动英雄。她把纺线赚的钱，蓄攒起来，买了一个金戒指，新婚之夜戴在了张海的无名指上。从此以后，金戒指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手。

我们的支队进到山西平遥县境内，为了通过敌人一条宽阔、复杂和危险的封锁线，要派一个胆大、精细和忠纯的侦察员去侦察沿途的敌情。司令员最初和最后都想起了张海。路程是来回两百四十里，赶路，侦察，休息，又赶路，两天一夜。

第二天清早，雪花没天盖地地飘落着，山野全白了。带着湿味的初冬的雪片飘积在道边群树上。有好几处，发脆的杨木的枝桠被雪压断了。寻食的鸦雀在树木之间展翅，跳跃，振落着树枝上的积雪。远近的几个萧索的山村，全埋在雪里。远处的群峰，在弥漫的雪的烟雾里，变成了灰色，再远的，溶入迷蒙的空际。在山路上，有一个穿着旧的青布棉袄的农民，冒着风雪，正在急急忙忙地赶路。在日落以前，这个人走到了离敌人碉堡只有两里半路的汾河大桥旁，他在桥上来回地走了一次，又横走了一次，用脚步计量了桥的长和宽。在桥的两端，他看了地形，于是，走远一点，蹲在河沿上，从衣兜里掏出本子来，用铅笔把地形做了一些粗略的图书。这时候，一声枪响，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飘过，接着又是一枪。他离开了桥旁，取道另一条山路，往回赶路了。这个赶路的农民，就是张海。

前面是一座松树林子。靠近林旁，张海瞧见了一座村庄，他突然感到了疲倦，他已经走了一百四十里路了。走进村落，看见有一家门外挂着“骡马大店”的木牌，他迈步走进。对这种荒村野店，张海本来是有戒心的。

女人点起蜡油灯，昏黄的灯光中，隐约的可以看见壁泥驳落的窑壁和火焰熏黑的窑顶。女人走到炕头的灶下，生起火来，烧炕兼烧水，通红的灶火的光焰，照着肥胖的脸面，蓬乱的头发。水热了，她打一盆水给客人洗脸。绞手巾时，张海露出了他的黄腾腾的金戒指，那女人瞟了一眼，便装做没有看见，卷起一床被，搬到隔壁窑洞里去了。

约莫是半夜，仿佛有人用铁丝把门闩从外边轻轻的拨开，门轻轻的开了，月光涌进门里来。从门外跳进一个黑色的人，提一把短刀，向炕上扑去，月的光亮里，刀光一闪，刀锋剁在炕砖上，冒出了火花。炕上是空的，凶手着了慌，转身要跑，刚奔到门边，听到有人笑。

“饶了我，带我走吧。都是我的掌柜叫我干的。看见了你的金戒指，”她伏到他的肩上，呜咽起来。“我就见财起意。饶了我，带我走吧。”张海心里想：“混蛋，去你的吧，你刚才还要杀我哩。”虽说这样想，张海还是被她的眼泪打动了。张海是一个硬汉，但他怕眼泪，他把她轻轻地但是坚决的推开，把枪倒插在胸前，走出门去。他要在天黑以前，赶回司令部。

走不到半里，他摸摸口袋，吃了一惊，他的记事本子失掉了，凭着侦察员特有的推断力和联想力，他知道是店里那女人扑在他的身上呜咽的时候偷去的。他跑回了店里。

那女人要求用金戒指换本子，张海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从手上取下戒指，扔到了炕上。女人把戒指戴在手上，立马翻脸不认账了。正在这时，张海一眼瞥见了瓦盆底下露出的本子的一角，他连忙拿起来，走到了门边，心里想着：“留了这女人，是一个祸害。她又看见了本子，可能猜着我军的企图了。”他向着那女人扳一下枪械，头也不回地走了。尖锐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山野的沉寂。

他幌荡幌荡地走出村外才清醒。过度紧张之后的过度疲劳，使他昏昏欲睡了。走到松林边，脚踢着一颗松树的盘根，他吃一惊，才清醒了，他摸了摸怀里的本子，忽然想起来，忘记从那女人身上取回金戒指。他要回去取，刚走两步，只听见从东方，从店的近侧，打了一枪。紧接着又是一枪。以后是大枪和小枪的乱放。这一定是听到打那女人的枪声，出来救援的敌特。

敌人报复的射击暴雨一般地足足持续一刻钟。有一颗子弹打在他头顶的松枝上，蹦下一块冰块，正打着张海的后脑。

张海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家老百姓的炕上。“我被俘了。”他想着，立即跳下炕来，往外就跑，在场院里，他碰到了两个司令部的骑兵侦察员。他们把他扶到了炕上，把他昏倒以后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

他们奉命来接应张海。走到这近边的店里，发现一个女人，胸部中一弹，躺在地上，但还没有死。她把他们当做她一伙的人，要他们快去追捕一个八路军探子。她说，她已经通知了五个人去追赶他了。她又说，起始，她看见他穿着庄稼人衣服，却又带了一个金戒指，她疑心他。他们给了她一刀，取下了戴在她手上的金戒指。

他们回来以后的第二天午夜，我们的支队开过汾河桥。在前行部队的三个尖兵的前面，有一个穿便衣的小伙子跟着一个向导并排走着，谈谈笑笑，十分潇洒。这个小伙子就是侦察员张海，用我们的司令员的话来说，就是“跳皮鬼”张海。

1947年5月

（有删改）

唐宪宗元和七年秋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薨。夫人元氏召诸将立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召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辛亥，上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欲以控制魏博。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绛曰：“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从然则向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 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获矣，何烦天兵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上曰：“善。”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朝命久未至，军中不安。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环兴而拜，请为留后。久之，兴度不免，乃谓众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魏博监军以状闻。上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将士表来为请节钺，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 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上从之。甲辰，以兴为魏博节度使。李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本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度为兴陈君臣上下之义，兴听之，终夕不倦，待度礼极厚。行朝廷法令，输赋税。田承嗣以来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八年春，赐魏博节度使田兴名弘正。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犹以故事继袭，故兄弟子侄皆仕诸朝。上皆擢居显列，朱紫盈庭，时人荣之。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魏博归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