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福柯特别强调历史和事件中的缝隙和褶皱。历史本来只是由一些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历史学家为了呈现事件的连续性，通过分析可能会回避、抵制、消除某些东西，但却从未意识到他们已经把活生生的、脆弱的、颤抖的“历史”漏过去了。当我们进一步去审视沈从文的“乡愁”以及“乡愁乌托邦”，我们同样发现了历史和事件中的缝隙和褶皱。

《边城》在沈从文回湘西前已创作了前6小节，后15小节是他回北京后续写的。毫无疑问，回到湘西世界的行为，对他本身的创作经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和影响。尽管沈从文愿意以一枝诗意的笔去穷尽和表现湘西世界的所有美好，然去乡十八年，在他的真实视野下，在当时清醒的理智认识中，真正的湘西世界却是丑陋黑暗穷困堕落的。这个创作间的断裂和创作体验上的变化是我们要正视的。

关于乡愁，关于故乡的回忆和想象，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虚构。王德威指出，关于故乡的创作实际上存在一个两难境地，那就是“再现故乡本来的面貌，重组往日生活的情境，却总无奈地带出想象与原欲、文字与世界、回忆与‘往事’间的罅隙”。因此，在对“乡愁”的抒写中，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原原本本地再现故乡的原貌已经是不可能的，过去与现在、当下与未来相互交织，所以他们实际上在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走，既看到故乡的美好又无法忽视它当下的“失落”。

清楚了沈从文创作《边城》时在创作经验上的撕裂和矛盾的二重性后，我们就更清楚沈从文的《边城》并不单单是呈现了一个纯粹的田园视景，而是一种寓言式的悲剧性写作。关于寓言，本雅明概括为面对现代废墟而陷于震惊的人们的一种言说方式，詹姆逊则将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概括为“民族寓言”。在他看来，第三世界文本中总存在一个大写的异己读者，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以个人命运来投射整个社会文化的缩影和冲击。所以在评价鲁迅的《狂人日记》时，詹姆逊认为，如果我们体会不到文本中寓言式的共振，我们就很难恰当地欣赏鲁迅文本的表达力量。套用他的话，如果我们体会不到《边城》作为悲剧寓言式抒写和政治共振，我们也很难恰当地欣赏沈从文文本的表达力量。

所以，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乡愁”不仅仅是对故乡的思念和美好想象，它可以既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乌托邦表现图景，又是针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重要维度。我们所要努力探寻的是透过现象，将现象虚幻的实在内容打碎，在重新的融合中让其真理内容自在地表征出来。沈从文在《边城》中的文字充满张力，彰显着“所说”和“所示”之间的差异和断裂，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该将阅读目光停留于文本叙述中的断裂、空白和缝隙。

（摘编自肖琼《乡愁乌托邦与沈从文<边城>中的悲剧性表达》）

材料二：

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命运常常被看作不可预测、不可把握的存在，实际上，命运无常才是人生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在小说中，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是自然美与人性美的诗意叙事，一是其背后隐含的自然命运。前者为“美”，后者则体现出“真”。“真”推动了悲剧的走向，但其本身并不能构成悲剧，两者的矛盾冲突才能形成文本叙事的内在张力，也是悲剧的根源所在。根据黑格尔的悲剧美学理论，“悲惨”和“悲剧”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存在于表面的、清楚明白的冲突对立，例如正与邪、好与坏；后者则是矛盾的双方都没有过错，都是独立自洽的，但由于两者间的道理相互冲突、难以调和，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在小说中，沈从文将“美”与“真”的协调和冲突同时表现到了极致，一方面，隔绝俗世的山城、原始淳朴的人性和未被现代文明扭曲的人生形式为命运的天然发展创设了真实、无碍的环境，“真”潜藏在“美”的表象之下，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命运真实而无端的前进破坏了美的外在形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相互冲突，一步步推向必然的“悲剧”。

但必须指出的是，悲剧虽然更体现出“真”的倾向，但也并不与“美”决然对立。实际上，“美”与“悲”是相互交织难舍难分的。结合上述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美”是悲剧形成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在小说中，正是翠翠的善良美丽构成了悲剧结局的深刻性。同样的，“悲”也推动着“美”的纵深发展，成为审美中的重要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悲愁是一个重要的情感意识，尤其是对历史变幻、人生无常的感慨，在诗文辞赋中十分常见，并且与西方不同，中国悲剧意识在形式上“不是如希腊戏剧般的惨烈”，而是“一种沉郁的内在情感的柔性与韧性”。在内容上则不局限于俗世的爱恨困扰，更多地思考人生和命运等哲学意义上的问题。这种悲剧意识形成了独特的悲剧之美，即“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在和谐整饬的古典结构中透露着悲剧意蕴”，在小说中，边城的自然风物是美的，人物全部都是良善的，悲哀潜在美的表象下，没有那么浓重强烈，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忧郁感，正所谓“哀而不伤”，更具有良好的审美体验。可以说，“美”是构成悲剧的重要元素，它冲淡了悲剧在形式上的惨烈，但却使悲剧更具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而以“悲”为内涵的悲剧美也提升了“美”的层次与品格。

（摘录自吴涵《沈从文<边城>中的“美”与“悲”》）

（元祐八年五月）辛卯，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并罢。敦逸四状言苏辙，庆基三状言苏轼，谓轼昔为中书舍人，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而辙相与表里以紊朝政。三省同进呈，吕大防奏曰：“敦逸、庆基言轼制词谤毁先帝，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时救改，盖事理当然耳。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帝者。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谤毁先帝为辞，非惟中伤善类，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将为患。”苏辙因奏曰：“臣昨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制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岂谤毁先帝者邪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咎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于是斥敦逸、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苏轼以札子自辨：“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不亦矫诬之甚乎！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言也。”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拾，且须省事。”轼曰：“昔东汉孔融，才疏意广，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是以遇钟会之祸。臣人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

（节选自《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二》）

鹧鸪天

党怀英

云步凌波小凤钩，年年星汉踏清秋。只缘巧极稀相见，底用^①人间乞巧楼？

天外事，两悠悠，不应也做可怜愁。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睡美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