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悲剧的大团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延续和发展。在这个延展的世界中，不但悲剧冲突还在继续发展，而且悲剧人物的反抗性格也在深化和丰富。因此，真正的中国悲剧的大团圆对于中国悲剧来说，既不是强弩之末，也不是“俗套”，而是中国悲剧的内在主题的完成和深化，是中国悲剧精神和境界的强化和提升。我们从中国悲剧三种比较典型的大团圆结局中可以看出。

一是悲剧人物虽然死亡了，但是悲剧人物的鬼魂仍然继续斗争。这有几种情况：一是鬼魂出来主动伸冤报仇，一是在阴府中惩罚邪恶势力。中国悲剧的大团圆使悲剧冲突从现实世界延伸到虚幻世界，正义力量终于战胜了邪恶势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尽管这是虚幻和想象，但是它毕竟是现实世界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邪恶势力多行不义必自毙或他毙的折射，只不过它集中在悲剧人物的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上罢了。

二是悲剧人物的美好追求在现实生活中遭到阻遏或毁灭，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抗争和追求后，终于在现实世界或虚幻世界得到实现和肯定。一种情况是他肯定，即悲剧人物的美好追求在现实生活中遭到阻遏或毁灭，经过一番苦苦的追求后，最终得到肯定和实现，如《长生殿》的唐明皇和杨贵妃。另一种情况是自肯定，即悲剧人物的美好追求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毁灭，但是他们不屈服，死后化为精灵也要继续抗争，继续追求，如精卫和刑天，身躯倒下了，精神仍然站立着。

三是悲剧人物及后人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尽管悲剧人物遭到了毁灭，但后人经过不懈的斗争，终于消灭了邪恶势力，从而肯定他们斗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无论《赵氏孤儿》，还是《雷峰塔》，后人的抗争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在《赵氏孤儿》中，前面三折，悲剧冲突围绕屠岸贾的斩草除根行动和一群义士舍身救孤展开。这场搜孤与救孤的斗争十分激烈。但是，这群义士不是为了救孤而救孤，而是为了存孤报仇。如果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不是报仇雪恨，而是认贼作父，那么，这群义士为了救孤而牺牲的生命就毫无价值。在《雷峰塔》中，白蛇娘子虽然被镇压塔底，但是悲剧冲突仍在发展。如果没有白蛇娘子的儿子许士麟孝心感天动地，终使白蛇娘娘获得解放，位列仙班，那么白蛇娘子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就不过是了却宿缘而已。

总而言之，异彩纷呈的中国悲剧的大团圆是中国悲剧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真正中国悲剧的大团圆不但强化了中国悲剧精神，而且是剧作家“卒章显其志”的价值取向即悲剧内在主题的完成。

（摘编自熊元义《中国悲剧引论》）

材料二：

“中国无悲剧”的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人杜赫德。他以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西译为蝶，批评在中国戏剧跟小说没有多少差别，悲剧跟喜剧也没有多少差别，目的都是劝善惩恶。

国人提出“中国无悲剧”命题要推迟到20世纪初。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国门被大炮轰开，带来的是西学东渐、文化入侵，诸多爱国仁人志士离乡去国，寻求救国救亡之策。在这国难深重之际，每一点滴的异质文化因子都会在国人心田激荡起巨大波澜。正如王季思先生所述：“在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希腊神话和一些悲剧译著传入中国，少数企图沟通中西文化的学者曾有过中国有没有悲剧的争论。”20世纪初期就有学者提出“中国无悲剧”命题，大力呼吁学习西方，发挥悲剧作品在社会革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无悲剧”命题，国人的探讨迄今已百年有余。我们认为特别要提及关于中西悲剧比较的方法论问题。悲剧在西方文论及文学史上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各个不同时代具有各自的内涵，而且喜剧性、团圆结局并非中国古代戏剧独有。即使以西方为参照，断言中国无悲剧都会遭遇极大困境，因为“西方”是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的概念。众所周知，比较的前提必须是比较双方都各自有其明显体系，必须具有真实对等性。例如，中西戏剧比较，西方悲剧、喜剧等文类都是一个内涵不断嬗变的范畴，而且还有中西戏剧在容量、题材、人物设定、表现形式等不同表现样式的差异问题，如话剧和戏剧在中国是两种独立的艺术类型，西方古典戏剧也和中国古代戏剧面貌不同，现代还分话剧和歌剧之类。那么关于中西悲剧的比较是否真正具有充足理由？是否真正符合学术命题的科学性要求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解决，比较研究只能是一种假说。由此我们认为，“以西格中”进行中西比较之类做法是欠妥当的，比较文学研究应“准确定位”，它是比较文学学科立身之本，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思考。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和地域性问题，不能浮于表面作简单而粗浅的固态化、无根性比较。这也就是我们为何反对在新世纪仍然有某些人把“团圆问题”归结为“瞒和骗”的缘由所在。

（摘编自陈军《“中国无悲剧”命题百年回顾与反思》）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魏征曰：“昔鲁哀公谓孔子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非天子事业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以伏伽为谏议大夫。畿内有蝗。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举手欲吞之，左右谦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言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踢帛二百段。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

（节选自《资治通鉴·唐纪》，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