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许多人欢喜从道德的观点来谈文艺，从韩昌黎的“文以载道”说起，一直到现代“革命文学”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上，都是把艺术硬拉回到实用的世界里去。一个乡下人看戏，看见演曹操的角色扮老奸巨猾的样子惟妙惟肖，不觉义愤填胸，提刀跳上舞台，把他杀了，从道德的观点评艺术的人们都有些类似这位杀曹操的乡下佬，义气虽然是义气，无奈是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他们不知道道德是实际人生的规范，而艺术是与实际人生有距离的。

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戴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像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对于人体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曲，中世纪“哥特式”诸大教寺的雕像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地延长。中国和西方古代的画都不用远近阴影。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浅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都未尝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们的目的正在使艺术和自然之中有一种距离。说话不押韵，不论平仄，作诗却要押的，要论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取乎艺术呢?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文姬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编自朱光潜《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材料二：

艺术就是“人类的一种创造的技能，创造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感觉中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引起我们精神界的快乐，并且有悠久的价值”。这是就客观方面言。若就主观方面——艺术家的方面——说，艺术就是艺术家的理想情感的具体化、客观化，所谓自己表现。所以艺术的目的并不是在实用，乃是在纯洁的精神的快乐，艺术的起源并不是理性知识的构造，乃是一个民族精神成一个天才的自然冲动的创作。它处处表现民族性或个性。艺术创造的能力乃是根于天成，虽能受理性学识的指导与扩充，但不是专由学术所能造成或完满的。艺术的源泉是一种极强烈深浓的，不可遏止的情绪，按着超越寻常的想象能力。这种由人性最深处发生的情感，刺激着那想象能力到不可思议的强度，引导着他直觉到普通理性所不能概括的境界，在这一刹那顷间产生的许多复杂的感想情绪的联络组织，便成了一个艺术创作的基础。

艺术的性质，古来说者不一，亚里士多德“艺术是模仿自然”，这话现在已不能完全成立。因艺术虽是需用自然的材料，借以表现，或且取自然的现象做象征，取自然的形体做描写的对象，但它决不是一味地模仿自然，它自体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它从那艺术家的理想情感里发展进化到一个完满的艺术品，也就同一个生物细胞发展进化到一个完全的生物一样。所以我后来的观察，以为艺术并不是模仿自然，因它自己就是一段自然的实现。艺术家创造一个艺术品的过程，就是一段自然创造的过程，并且是一种最高级的、最完满的自然创造的过程。因为艺术是选择自然间最适宜的材料，加以理想化、精神化，使它成了人类最高精神的自然的表现。其实各种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也很不同。譬如建筑艺术在建作方面就纯粹不是取象于自然，乃是随顺着几何学比例的法则；音乐也不是取象于自然；抒情诗更不是模仿自然，它纯粹是抒写主观的情绪。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与艺术略谈》）

材料三：

艺术家中的古典派，理论家中的理想派，都信奉理想的自然主义，他们承认自然之中有美也有丑。两只燕子，飞得最快而姿态最轻盈的一只是美的；许多耕牛中，最强壮耐劳的是美的；一个少女和一个老妇，前者是美的。两个青年，一个气色红润，一个贫血早衰，壮健的是美的。总之，在生物中间，正常的和典型的为美，完满表现种族特征的为美，发展和谐健全的为美，机能旺盛、精神饱满的为美。在无生物或自然景色中间，予人以伟大、强烈、繁荣之感的为美。反之，自然的丑是，不合于种族特征的，非典型的，畸形的，早衰的，病弱的。在精神生活方面，反乎一切正常性格的是丑的，例如卑鄙、情怯、强暴、欺诈、淫乱。艺术既是自然的再现，凡是自然的美丑，当然就是艺术的美丑了。

（摘编自得雷《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宋子贞，字周臣，潞州长子人。性敏悟好学，工词赋。弱冠，领荐书试礼部，有名于时。金末潞州乱宋将彭义斌守太名辟为安抚司计议官义斌殁子贞率众归东平行台严实实素闻其名用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先是，实每令人请事于朝，托近侍奏决，不经中书，因与丞相耶律楚材有违言。子贞至，劝实致礼丞相，通殷勤，凡奏请，必先咨禀。丞相喜，自是交欢无间，实因此益委信子贞。太宗四年，实戍黄陵，金人悉力来攻。与战不利，敌劳颇张，曹、濮以南皆震。有自敌中逃归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汹惧。子贞请于实，斩扬言者首以令诸城，境内乃安。汴梁既下，饥民北徙，饿殍盈道，子贞多方赈救，全活者万余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见周给，且荐用之。拔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等于羁旅，与之同列。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岁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贞至濮州，问以方略。对曰：“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统元年，授益都路宣抚使。未几，入觐，拜右三部尚书。时新立省部，典章制度，多子贞裁定。李璮叛，据济南，诏子贞参议军前行中书省事。子贞单骑至济南，观璮形势，因说丞相史天泽曰：“璮拥众东来，坐守孤城。宜增筑外城，防其奔突，彼粮尽援绝，不攻自破矣。”议与天泽合，遂擒璮。又请建国学教胄子，敕州郡提学课试诸生，三年一贡举。有旨命中书次第施行之。帝颇悔用子贞晚。三年十一月，恳辞，乃得请。特敕中书，凡有大事，即其家访问。子贞私居，每闻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爱君忧国，不以进退异其心。卒年八十一。

选自《元史•宋子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