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一百年的现代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相当于五帝时代的从距今五千多年开始至距今四千年共一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在七大区域内差不多同时起源，然后各自独立发展。各区域之间虽相互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各支文化的主体性。这是一个无中心的多元并行发展的文明起源状态。总体上看，这些多元文明还有两个现象：一是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两支文明表现出较多的“世俗”模式，而江浙地区与北方地区两支文明则表现为较多的“宗教”模式；二是北方地区、海岱地区、江浙地区较之其他地区则更具有先进性，如果不是当时自然气候环境等因素发生了意外，实际上应该是这东部的三大区域文化最先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

然而，在距今四千年之前，北方地区、江浙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的几支文化都先后衰落乃至中断。唯独中原地区持续发展，终于从距今四千年开始，在夏禹与夏启等部族首长的努力下，夏部族率先建立以部族联盟共主世袭制为特征的早期文明国家。继夏代之后，中原地区又先后有以商族为方国联盟共主的商代、以周族为封国联盟共主的周代相继兴起。由于夏商周三代都以中原地区为活动中心，前后持续发展又达一千多年之久，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模式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这相对于五帝时代无中心的多元文化并行发展的文明模式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以后中华文明的发展走向。

这种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发展模式，便是以中原部族为核心不断融合周边部族而逐渐华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到了西周以后，在政治上，因为以分封建侯为手段的姬、姜两姓文化繁荣扩展而出现了质的飞跃。在文化上，周公“制礼作乐”，孔子编定《六经》，司马迁撰著《史记》，均强调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倡导“华夷之辨”。其结果便是，在进一步确定并弘扬中原文化的同时，淡化乃至淹没了中原以外广大地区丰富多彩的各部族、各邦国文化。这就是五帝时代数以千万计的部族文化只留下中原地区以及海岱地区、江汉地区部族文化部分资料的原因。

总之，由于时间上久远的客观性，造成了有关五帝时代文献记载稀少的情况；由于空间上的政治主观性，造成了有关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只重视中原“华夏”部族历史文化而淡化“四夷”部族历史文化的片面性。此可以“后界代夏四十年”这一历史事实的文献记载为例。《山海经》与《楚辞》站在海岱东夷部族的角度叙述这一段历史，所以既赞美后羿，又记录详细；《尚书》《史记》因站在中原华夏文化角度考虑，所以就完全删去了这一段历史；《左传·襄公四年》《左传·哀公元年》虽然采用了楚地传说，保留了这一段历史，但其叙述立场却是站在中原，因而把后羿作为历史反面人物看待。

（摘编自江林昌《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济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材料二：

作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五帝时代所处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黄帝时期、颛顼（zhuān xū）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结合先秦文献与考古研究，以上三个时期可以与中华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相对应。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首先是在小的地理区域内形成缺乏“王权”特征的“古国文明”；之后产生初具“王权”特征的“古王国文明”，但此时仍缺乏有序的国家管理机构且具有小区域特色；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且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完备的“王国文明”。目前考古学所揭示的可与三个“文明”阶段相对应，并能列举一系列特征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分别是“红山文明”“良诸文明”和“陶寺文明”。其中“红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诸文明”是否代表着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要进一步地探索与认证。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即“最初的中国”。

陶寺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早中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45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其代表性遗存，最重要的是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的城址（宫城）、大型窖藏区、6座大墓，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城址、较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具有祭祀与观测天象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基址、城址西南角的手工业区等。

陶寺文化早中期这些高层次、高品质遗存的发现，反映出陶寺文明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管理体系和粮食储备管理体系。陶寺文化早期的宫城、中期的大型宫殿基址、王室大墓，只有大墓才享有的特殊器物——彩绘龙盘、石磬、土鼓、鼍（tuó）鼓等大型礼乐器证明，陶寺文明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现象，权力体系以及初级“礼制”也已经形成，显示出社会制度正在建立。陶寺文明的社会贫富分化也十分明显，如少数大墓、中型墓以及数以千计的小墓，其墓葬规模、随葬品的数量与质量，决然不同，还有被杀殉用于奠基或祭祀的人骨。

上述表明，陶寺文明具有鲜明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特征，以及较为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或国家管理机构，所以，可以将陶寺文明视为王国文明。陶寺文明是目前认识的中国最早的王国文明。苏秉琦先生在30年前就将之称为“最初的中国”。

（摘编自朱乃诚《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皇太子即位，诏赦天下，以明年为弘治元年。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冬十月，召致仕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时恕负重望，其居冢宰，铨政多厘正焉。十一月，大学士万安罢。先是，安结万贵妃兄弟，进奸僧继晓以固其宠。上在东宫，稔闻其恶。已而科道交章论之，遂命罢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文升陛见，赐大红织金衣一袭。盖上在东宫时，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奋励，知无不言。二月上耕籍田毕宴群臣教坊以杂伎承应或出亵语文升厉色曰新天子当知稼穑艰难岂宜以此渎乱宸聪即斥去。马文升条时政十五事，上嘉纳之，悉施行。十年二月，上屡游后苑，侍讲王鏊侍经筵，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上悟，纳之。十一年冬十月，太监李广有罪自杀。广以左道见宠任，权倾中外。会幼公主痘殇，太皇太后归罪于广。广惧，饮鸠死。上命搜广家，得纳贿簿籍，中言“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上曰：“广食几何，而多若是？”左右曰：“黄米，金也。白米，银也。”上怒，籍没之。十五年正月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先是，大夏在广东、西，一岁再求去，皆不许。十八年正月，上召刘大夏、戴珊面议政事。议毕，上各手白金一锭赐之，曰：“小佐尔廉。”且属：“无廷谢，恐他人或怨望。”五月，帝不豫。庚寅，召大学士刘健等受顾命。上曰：“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须辅之以正道，俾为令主。”健等皆叩首曰：“臣等敢不尽力。”翼日，上崩。

谷应泰①曰：世岂有无小人之日哉？人君进贤退不肖之间，安危倚伏，不可不审也。

（节选自《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

赠曾子固

【宋】王安石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

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

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