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未生异意。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以降，日中两国先后以“封建”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

史学术语“封建”，在新旧名更替之际，其概念误植尤显突出，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笔者在莱因河两岸目睹的昔日容克（Junker）贵族们俯摄田园农户的古堡群，无声却有力地诠释着与“封建”相对译的西语feudalism的内涵，也呼应着汉语旧名“封建”的本义（封国土、建诸侯），比照之下，流行大半个世纪的泛化新名“封建”的偏失自现。有学者将新名“封建”的概念误译严厉批评为“语乱天下”，并非过分之辞。

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先生所称之“封建”，虽纳入“五种社会形态”之中，却仍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保持联系，范老一再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肯定“分封诸侯时，已规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方式”。

主张战国封建说的郭沫若、翦伯赞先生所称之“封建”，则抛弃旧名本义，加以泛解。郭老将土地“归为私有”“地主阶层出现”“专制帝制确立”等与“封建”本义相背反的要素作为“封建制”的内涵，认为“废封建，立郡县”的战国时期“开始了封建社会”；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说，后又改为战国封建说，称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这些论说中的“封建”既脱离“封土建国”古义，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含义相去甚远。

主张两汉封建说的侯外庐先生，力辩“封国”并非封建制，认为“周代封国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主要由于它没有‘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可见侯先生是把“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封建”的主要标准，其对“封建”作泛解也是明显的。

持魏晋封建说的尚钺、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等先生不赞成将“封建”泛化，从魏晋间的封土采邑、门阀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这是以“封建”本义为基点，再作引申，兼容古义与西义。尚、唐、王、何诸先生所诠释之“封建”，实现了古义与今义的融通，也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较相切合。

以上诸家自立标准，各说各话，莫衷一是。这种核心术语内涵歧异、义项多设的讨论，必然出现同一议题之内“概念不一”“论旨转移”的逻辑前提问题，从而无法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当然，由非学术因素作用，似乎也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如统一为“战国封建说”，将周末至明清称之“封建时代”），但那种“共识”只能是一时“众服”的假象。

（摘编自冯天瑜《“封建”问题的来龙去脉》）

材料二：

比利时学者冈绍夫的名著《封建主义》是研讨狭义封建制度的专著。冈绍夫给下的定义是：封建主义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制度，它们创立并规定了一种自由人（封臣）对另一种自由人（封君）的服从和服役——主要是军役的义务、以及封君对封臣的保护和供养的义务。综合冈绍夫的研究，西欧封建主义具有以下若干特点：其一，封建主义只是自由人之间的制度；其二，封建主义在理论上被视为自由人之间自由缔结的契约；其三，封建主义在理论上一直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制度。

布洛赫是20世纪西方学者中持广义封建主义概念最著名的学者。广义封建主义概念包容狭义封建主义概念，同时又将后者的内容扩大，特别是把农民纳入中世纪人与人之间的服从保护关系的范畴，把广大依附农民的存在作为西欧封建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布洛赫明确指出：“依附于他人的‘人’并非仅见于以军事效忠制为典型特征的上层社会。”布洛赫积极倡导总体史观，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史和观念、心态史。在他看来，经济、社会、政治、观念和心态，共同构成了西欧中世纪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类型或社会结构。

马克思把封建主义当作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即“等级的所有制”，“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一种生产方式，当作“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个时代。封建主义概念到18世纪以后已成为专指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符号。马克思在沿用这一符号的同时，赋予这一符号以所有制、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意义，强调中世纪的土地等级占有制和农奴与领主之间的阶级对抗。农奴一方面为领主承受劳役，另一方面直接服从领主的私人统治权。马克思在赋予封建主义概念以生产方式的意义的同时，有时也沿用了“封建”一词传统的法律、政治意义。但这个概念开始具有特定的经济含义，而且这种含义是基础性的。

（摘编自侯树栋《论三大封建主义概念》）

白马的故事

赵树理

有这样一个夏日的傍午，张四哥（一个老马仆）和他最爱的白马在松林下游息——是他和它的日常生活。

张四哥见马吃草之际，忽然把头扬起，静寂的鹄立于大松之旁，知道它已是吃饱了，遂从怀中把刷子取出来，给它整理蹄腕上被苔染绿而且凌乱了的雪色的毛，骤觉着一股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吹得马尾也拂拂摆动。这明明是雨的信息，他也知道，他便收拾了刷子，预备赶了马回去。

不知什么地方来的大量的尘土，霎时把天空染成了红灰色——仿佛初扫的土场，蓦然一道金光，劈开了这红灰的天空一恍，山崩地裂的“砰隆”一声雷响，震得大地都跳了一跳。它被这一震，遂告了奋勇，使出它原有的唯一的本领来一跑。

张四哥此时如何赶它得上，只好找石崖避雨。

狂风从高的天空奔近了地面，把松林吹得潮一般哗哗作响，再加上不断的雷声，奏成了这暴烈不和谐的音乐。大卷的黑云，又遮了红灰色的天空，把大地变作了夜一般的黑暗，时时闪恍。然而不能继续的电光，只送给地面上更多的恐怖，大雨滴夹着冰雹，打在松干上、石崖上，放爆竹似的把这暴烈不和谐的音乐调子更行提高，松枝不时被风折断，发出“呵呵”“呵呵”的音响，免去暴烈的声音的单调。在这种情形之下，它只是箭一般地跑，盲目地跑，向后抿了耳朵，弯了头，弓了脖子振起了鬃，竖起了尾，两条前腿一并往前搭，后蹄一并往上掷，把蹄上带起来的泥土抛得枪弹一般的飞舞。

暴涨了的山谷，转动着石头轰轰作响，从断断续续的电光中，隐隐看见褐色的波涛，正在涌沸。它不顾一切地往前跑，两条前腿向谷里一搭，已纵入中流，无情的狂波，打得它翻了几滚。它幸而滚出岸来，抖擞一下，“嘶”的一声，更加紧张地跑，它的嘶声，在这各种声音之中，显得微弱，自己或者也没听到。

它在山麓里一往无前地跑，直向着一片荆棘的丛里窜，好像冲锋破敌的敢死将官，但还要比他更快到不知多少倍。它向上跑去，已跑到半山腰里，“崩隆拍拉”几块大石被雷撼得从山顶上往下滚。它从闪闪的电光中看见这可怕的怪物，更使它慌得吃惊，它使尽了平生本领折向侧面跑，倾斜的山腰使它踏不住步。它渐跑渐下，又跑到可怕的谷边，谷水比起先涨得更雄凶可怕。它沿着一线的崖岸，顺着谷水疯魔似的跑，跑到谷口（已到了悬崖绝壁不能再跑的境地），它又一掉头向旁边崖上跑去。

它又跑了很久，好容易找着一线可下的山坡，便飞也似的跑下去了。

这时，云已薄了，雨已小了，电光也渐渐淡了，风声也渐渐慢了，而它的力也尽了，嘶也止了，步也缓了。

夕阳西斜，天空轻轻地抹了彩霞。湖畔的芦荻，像新拭了的列在架子上的刀枪；青翠的小草，仿佛刚刚浴罢。雨珠留在草木叶上，被夕阳照得莹莹闪烁。远山展开了一望无际的翠屏，归鸟在空际散队地疏落地游行。碧绿湖中，又缀了几多点水的蜻蜓。这一切的情形，在湖中又映成整个的倒影。

它在这湖畔的草地上，颓丧地无力地绕来绕去。步下的有的是青草，湖里有的是清水，而它此时也懒于吃，也懒于饮。虽然，它却不像从前那样的惶恐了，或者它觉着这里已经可以安身了。夕阳照得它的影子已经成了长条，平泻在地面；而它愈走愈慢，终于停了步失意地掉头四顾，但终不见一个人影。唉！好可怜的一匹马啊！

一早晨，张四哥把着一根皮鞭，怒气冲天地向着湖畔找来。他远远看见它低着头在湖畔吃草，暗暗骂道：“好牲畜！折磨得我乱跑了多少路。这回我管教你认得我！”他这会儿忘掉了它是他所爱的了。他打定主意要一把抓住了它的笼头，大挥起鞭来打，向他的股上打，腰上打，腿上打……凡是可打的地方都要打遍，打得它跳，颤抖着跳，闪避着跳；打得它叫，悲哀地叫，绝望地叫。他远远看见它，已经是这样打了它好几遍——在他思想上是这样。

它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它抬起头来，看见平日最爱它的张四哥，它对他立正，两耳尖向前直指着，粗胖而柔软的嘴唇“哺哺……”地振动，两颗大而晶莹的眼珠并向正中，表出无限的亲爱——好像失路的孤儿，中途遇到了母亲。

他虽紧握鞭走近了它，但它究竟是他所爱的。他看见它眼中所含着的希望，好像绝望的人得到了救命者，他又看见它向来雪白的毛色，又全变了土色，扭旋着，无次序地被胶泥黏贴在皮肤上，而鬓和尾毛又揉得像乱麻一般：两眼角下黑油油两道泪痕，两睫上不知在什么地方撞破了而尚含着败血，而腹部及腿上尚有许多被荆棘划破了的伤痕也已经结成了新痂，这就是他平日最爱的洁无纤尘的白马。他看着它几乎要哭出来，他不介意地把皮鞭丢下，绕着它周身循察，愈发觉了它的更多的伤痕。而它也屡次弯着项看他，好像是怕他弃它而走。

最后他又从怀中取出木梳和刷子，牵它进了湖边，就着湖中的清水给它梳洗。平静的水面，此时悠悠地泛开波纹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初，魏主迁都，变易旧俗，并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帝以其宗室耆旧，亦不之逼，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而已。及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坐，而丕独胡服于其间，晚乃稍加冠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帝亦不强也。

太子恂自平城将迁洛阳元隆与穆泰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谋告之丕外虑不成口虽折难心颇然之及事觉，丕从帝至平城，帝每推问泰等，常令丕坐观。有司奏元业、元隆、元超罪当族，丕应从坐。帝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听免死为民，留其后妻、二子，与居于太原，杀隆、超、同产乙升，余子徙敦煌。

初，丕、睿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帝赐冲、烈诏曰：“睿反逆之志，自负幽冥，违誓在彼，不关朕也。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不忘前言，听自死别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违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谢。

臣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则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使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是时，代乡旧族，多与泰等连谋，唯于烈一族无所染涉，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长及侍子畏夏，听秋朝洛阳，春还部落，时之谓之“雁臣”。

（节选自《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