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敦煌文书面世与各国文化强盗的嚣张劫掠，敦煌逐渐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开始对已被西方窃贼破坏得满目疮痍的莫高窟采取保护措施：责令敦煌县守护莫高窟。这从而结束了莫高窟主要由僧侣守护的历史。

散藏于莫高窟众多石窟中的敦煌文书的出土发现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与安阳殷墟甲骨、居延汉晋简策相较，敦煌文书同样具有极高的文物珍藏和学术所究价值。

从形式上看，敦煌文书中既有大量手抄本，也有少量刻本。手抄本有多种装换形式，如卷子装、册页装、梵夹装等。刻本虽不足百件，却为有关印刷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是现藏英国伦敦的唐成通九年（868年）所刻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木刻本书籍。关于敦煌文书的数量，由于目前世界上各收藏机构和收藏者的公布与研究情况参差不齐，学者们虽作过多种统计，仍无法确知准确数目。根据已公布的大宗馆藏和有关收藏情况，我们推测估算有五六万件。从抄写或印制时间看，敦煌文书的写刻年代，上至六朝，下迄宋初，历时达700年之久。目前已知标有纪年的最早的敦煌写经，是后凉王相高在麟嘉五年（393年）抄写的《维摩诘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现已确知年代最晚的敦煌文书抄于1002年，为俄罗斯科学院所收藏的《曹宗寿造帙疏》。敦煌文书的抄写文字多种多样，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汉文，其次为藏文。同时，用梵文、回鹘文、龟兹文等古民族文字抄写的也不少。因而可以说敦煌文本是一座丰富的古代民族文字图书宝库。

从内容上看，敦煌文书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这些经籍约略可分为宗教文书和社会文书两类。宗教文书中包括有佛教、道教等经籍。其中佛教文书数量最巨，占到敦煌文书整体的90%左右。这对佛教典籍辑佚工作和佛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文书的数量虽远不及宗教文书，但其研究价值却更高。敦煌由土的社会文书内容涵盖很广，美涉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众多领域，从各方面反映由我国中古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风貌，可以弥补现存史料不足给研究者带来的缺憾。据此开展的研究工作已纠正了以往史书中一些不确切的记述，解决了许多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并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某些篇章。

例如，以往史书中关于敦煌的记载很简略。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吐鲁番尽占河西，切断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致使中原史官对河西史事鲜有知闻，史书中的片言只语也多据传闻特录。但敦煌文书再现后，研究者们惊喜地发现藏经洞中保存了大量中唐至北宋初期的社会文书。这为这一时段的敦煌地区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可信的资料。至于社会生活与民众习俗方面，敦煌文书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更丰富，难以计数的契约、诉状、祭文、愿文、信札书牍与社司转帖等多侧面多角度地记述了敦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貌，为后世描绘出了一幅跨越数百年的生动历史画卷。

（摘自杨宝玉《敦煌学的诞生与发展》，有删改）

文本一：

父亲的白条

侯德云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新六军攻占老镇皮子窝不久，我的父亲就迎来了他生命中最严重的一次惊慌失措。

东北民主联军的郭连长，是红嘴堡乡亲们的老熟人。这天，郭连长又带着几个战士来到我家，从我父亲家里借走了几百斤玉米。郭连长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一些字，然后把它交给我的父亲。

郭连长说：“侯振田同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借的粮食会还给你的。”

郭连长还说：“你要好好保存这张纸条。革命胜利以后，凭着这张纸条，我们一定会还你粮食的。”

我的父亲用手指头捏着那张纸条，翻来覆去看个没完。他整整一夜没有合眼。他在心里一次次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久以后我父亲才知道，那张纸条的名字叫“白条”。

此后郭连长经常到我父亲家里来。他已经不是郭连长了，他变成了武工队的郭队长。他是到敌占区去打游击的。我父亲的家，处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交界的地方，郭队长和他的武工队经常路过这里。

每次见到郭队长，我的父亲都要问上一句：“革命胜利了么？”

郭队长每次都说：“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我父亲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郭队长和武工队到家里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要请他们吃饭。也没啥好吃的，好大饼子熬白菜，外加一碟小咸鱼儿。这样隔三差五吃下去。家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了，临近开春，除了一点点玉米种子，就再也没有正经粮食了，全靠萝卜白菜打发日子。

我的父亲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那时候，整个根据地军民的日子都很困难。由于困难，郭队长和他的武工队才有了到敌占区大规模借粮的举动。

我的父亲曾经跟随郭队长到敌占区借过一次粮食。那天晚上，他看见郭队长写下了几十张白条，把它们分发到地主富农手里，对他们说：“借不借粮，是对共产党、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态度问题，你们要好好想一想……”

跟随郭队长到敌占区借粮的故事在我父亲嘴里津津乐道了几十年。然而他更加津津乐道的，却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也是一个借粮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角不是郭队长，而是我的父亲侯振田同志。

一九四七年六月，辽南我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很快就解放了皮子窝。我的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了郭队长，对他说：“这一回，革命算是胜利了吧？”

郭队长说：“还没有。我们马上就要出发。我们要把东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消灭！”

我父亲的本意是想问问郭队长能不能还给他一点点玉米，家里眼瞅着又要断粮了，孩子哭老婆闹的，他总该想出个什么办法才行啊。

郭队长的一番话，把我父亲心中的小算盘砸了个粉碎。他垂头丧气回到家里，冲着老婆孩子大发了一通无名之火。

我那救世主一样的父亲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把村里几个跟他关系密切的年轻人叫到家里，对他们说：“今天晚上，跟我出去一趟，咱们去搞点粮食。”

村里边几乎家家户户都缺粮食。几个年轻人听了这话，眼睛里都发出了太阳般的光芒。

夜幕降临以后，我的父亲出发了。他们一伙人，坐在一辆马车上，朝着还是敌占区的方向，走！马不停蹄地走！咬牙切齿地走！走到天亮，他们来到一个名叫鲁家屯的小村子。

在鲁家屯，我父亲模仿着郭队长的口气，唾沫飞溅地把自己的舌头嚼了整整一个上午。

我的父亲说：“借不借粮，是对共产党、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态度问题，你们要好好想一想……”

我的父亲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我们要把东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消灭！”

我父亲喷了一个上午的唾沫，才像郭队长那样借到几麻袋玉米。想想也是，青黄不接的当口，谁家会有很多的存粮呢？

我父亲非常想念鲁家屯的地主。他问当地人：“你们村的地主到哪里去了？”

对方说：“一个跑掉了，另一个让武工队枪毙了。”

对我父亲来说，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才是真正的“革命胜利”的日子。那一天，新金县人民政府贴出的告示上说，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从群众手中借的粮食，现在以两倍的数量返还。

我父亲乐颠颠地赶着马车，向皮子窝走去。皮子窝是当时的县城，属于我父亲的玉米，暂时就储存在那个地方。

接近皮子窝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把马车停住了。他坐在车上犹豫了很长时间，默默地掉转车头折了回来。临近家门的时候，他又犹豫了根长时间，又调转车头折了回去。就这么折来折去，不到两公里的距离，他走了整整一个下午仍然没有到达目的地。

黄昏降临了。我父亲掏出怀里的白条，用力地撕了个粉碎，然后把那些细小的纸片撒向了天空那一瞬间，秋风浩荡。

（选自《寻找证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微型小说作品精选》，有刷改）

文本二：

油菜花开朵朵黄，我和爸爸种田忙。

我拔草，他插秧，禾苗一天一天长。

收了谷子送军粮，支援红军打胜仗。

（摘自苏区童谣《收了谷子送军粮》）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源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刑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

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侨从焉。文公反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舟之侨独不与焉。文公酌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进曰：“君子为赋，小人清陈其辞，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者干，独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请待旦日之期。子欲禄邪？请今命廩人。”舟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草兴起，莫之能御。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历阶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

平原君既归赵，楚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谓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手？”平原君曰：“赵亡即胜为虏，何为不忧？”李谈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谓至困。而君之后宫数百妇妾荷绮縠厨余粱肉士民兵尽或剡木为矛戟而君之器物钟磬自恣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而全君何患无有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间，分工而作之，家所有尽散以飨食士，方其危苦时，易为惠耳。”于是平原君如其计，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从李谈赴秦军，秦军为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军遂罢。李战死，封其父为李侯。

（节选自《说苑·复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