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捷治理”的提出借鉴了计算机软件开发中“敏捷方法”的概念。敏捷治理主张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持续地追踪和分析那些重要的变化，并为适应这些变化不断微调政策。敏捷治理能快速回应复杂问题，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极大地化简了决策复杂性，将多数公共事务还原为“运算”问题，从而利用卓越的算力快速筛选出具有优势的方案。这种“还原”基于计算机和传感器的微型化及高密度分布，以及大数据技术对社会各方面信息的收集、分类和预测。

数字化是现时代的根本现象之一。但是，仅靠数据相关性进行组合(或联想)的人工智能，尚无法与真正的人类创造力相媲美。从当下几种主流算法的发展趋势看，机器所展现出的“智慧”其本质是数据支撑下的运算能力，只能用于解决有限的、程序化的和确定的问题。看似人工智能向每个人推送了许多建议，远低于人类的错误率和耗时，但这只是算法“过滤”后的可能性。因为，人工智能给出的建议只是针对既有的公共利益进行的配给，而不是针对社会合作生产体系进行的分配，它只考虑当下的存量博弈，不考虑未来的增量预期。

在现在崇拜效率的时代，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纷纷将效率作为核心价值。在公共管理领域，效率则是公共部门追求的众多价值之一。在人工智能介入后，算法的效率追求会放大功利主义价值权重，此时，效率成为行政目的本身和人们崇拜的对象，被算法赋予新的价值，公共管理随之出现企业管理化倾向。

敏捷治理下，社会数字化可能抑制创新、催生民粹。大多数人类的创新行为，被人工智能看作“异常数据”，在创新的试错期会被人工智能当作破坏社会秩序的“病症”加以消除。此外，敏捷治理相较传统的政府与行业协会共同加强监管的协同治理而言，其优势在于敏捷治理可以更有效地回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迭代创新来实现快速响应。因而，敏捷治理要求治理行动者在尽可能短的流程内获得授权，从减少政策推进受阻的角度来看，那些令多数群体确利上升且不向少数群体作出让步或妥协的公共政策会有更大的概率获得最高“支持率”(但这些方案显然不是最公正的)，可能与民粹主义结合，加剧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此外，传统治理主体有可能凭借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优势制定歧视性政策。这种歧视的本质，即基于统计意义上的“过去”来预测社会意义上的“未来”。这种统计意义上的“过去”正是每天我们上传到大数据云端的“信息”，在数字世界中，一切事物（事件）都被认为是应当如实记录的资源，对于人工智能应在多长时间之后以及如何“遗忘”那些它掌握的数据，算法工程师们并没有形成共识，这直接导致敏捷治理变得缺乏包容性，甚至会苛刻对待一部分群体，如对具有较高重复犯罪概率的人群采用有罪推定前提下的预防式治理。因此，对于数字时代的治理者而言，合理的遗忘(或者说信息隐藏)与准确的记忆同样重要。

要实现敏捷治理，就得接受在高度复杂的数字社会，多数公共管理决策是由人工智能做出(或至少是参与政策制定)这一现实。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相对稳定的行动逻辑，但还要尽可能发挥人的能动性，对所有引起不良效应、负面后果或引发巨大争议的公共政策进行决策复盘，思考不同于人工智能给定方案的其他可能性，进而将这些可能的方案加入算法的选项库中，以满足大众预期。要注意的是，不能一味追求治理的快速响应，政府要在决策的各个阶段对人工智能进行伦理审查反思并教化社会，在“道义”或“德性”的角度凝聚人们的共识。

(摘编自柳亦博、王若彤《基于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

材料一：

棉花作为一种天然纤维，在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消耗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据统计，全球棉花消耗了2.6%的农业用水，占用了3%的排作面积，却贡献了36%的纺织纤维。棉花品质、产量的提高受到植株性状等的影响。株铃多、单铃重、衣分高对皮棉产量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研究认为，株铃与铃重两性状呈负相关，要培育高产品种要注意株铃与铃重两性状比例的选择：选择生育期较短、植株中等偏高、果枝始节低、果枝台数多的植株性状，有利于增加株铃、价重和提高衣分，促使皮棉增产。在品质追求上，选取结铃性强、株铃多的性状，可间接增加纤维的长、细、强度和纺纱指数，增进主要纤维品质。

在生产实践中，应注意优化成铃时间与部位，争取多结优质铃。在栈培措施上，应立足于促使群体早发、中稳、后健不早衰、在重施底爬的基础上，轻施苗肥。稳施蓄肥，重施花铃肥，搭好丰产架子、使棉花感花结铃期与优质铃开花时间同步，力争多结代桃、早秋桃，后期酌情补施盖顶肥，防早衰、稳铃重、促衣分，进行全程化控，塑造理想株型，提高成铃率，确保株铃质量，从而获取棉花优质高产。

(摘编自齐子杰《棉花产量品质及植株性状的典型相关与通径分析》)

材料二：

从棉株上采摘，棉纤维没与棉籽分离，没经过加工的是籽棉。把籽棉进行机花，脱离了棉籽的棉纤维叫皮棉。衣分率，指生产的皮棉与需要材棉的比例。

不同密度与棉花产量的关系

(摘编自米吉提·吐尔逊《论棉花密植度与产量的关系》)

材料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常重视棉花种植技术服务，他们采用的“干播湿出”种植技术，先在北渡广泛使用，然后推广到南疆，将出苗率从80%提高到90%，为棉花增收奠定了基础。这项技术被称为“膜下滴水蓄填”，即上一年收获的棉田不再进行春冬灌，来年耕种时直接平整土地、铺膜播种，待地温上升到适宜棉花出苗时，开始利用提前安装好的地面管和滴灌带膜下滴水，来实现“干土播种混苗出土”。

新疆98%以上为陆地棉，海岛棉只占2%。海岛棉是纺织纤维的上上品。研究团队通过生物育种手段，把海岛棉的基因转移到陆地棉上，改良陆地棉，提高其纤维品质。据此培育的陆地棉新品种新农大棉1号和新农大棉4号，深受种子企业和棉农的青睐。历时十余年选育的突破性棉花新品种“原棉8号”具有广泛性好、耐密性强、集中成熟性好、易管理、铃大、抗旱耐盐碱、耐高温等特性，窗产量高，还实现了水肥的高效利用和棉花生产“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显著降低了棉花生产成本。

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为新疆棉花产业指上腾飞的翅膀。通过土地流转，尉犁利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种植28万亩棉花，通过对分数的土地进行破梗平地、滴灌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全部实现机械化种植、集约化管理。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为先进技术普及创造了条件。在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发展以“农户+合作社”模式为主、“农户+合作社+公司”“农户+家旋农场”为辅的多种形式运度规模经营模式，打破了传统小农户分散种植模式，全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93%。2021年，全区棉花精量播种覆盖率达88%，化学打顶、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到位率达85%，棉花机械化采收率首次突破80%、产量、品质、效益的综合提升，使新疆棉花种植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摘编自李慧等《新疆棉花产业“科技范”十足》)

碧水丹山

何向阳

一千五百四十多年前，而立之年的江淹为武夷山命名，“碧水丹山”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可谓不朽。

与山共老，也许是一切文人的心愿。但是真正使得这座山与自己的生命浇铸在一起的，却是另一个人——朱熹。他十四岁定居五夫，一直到六十四岁迁居建阳考亭，除去各地论道及异地为官之外，武夷山和他“纠缠”了五十年。这五十年，武夷山一直承载着他的学问精进，同时，他也从这里找到了他之所以为他而不可能是别人的、历史上的最终“形象”。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与山共老”了。

圣人离我们其实并不远。对于“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的朱子而言，我以为他的一个关键之年，在一一七五年。这一年正月间的吕祖谦、朱熹之会，于历史上称为“寒泉之会”。两人切磋读书，几番论定，共同编订了《近思录》。这一会晤的成果，是结在武夷山的，注定了武夷山在今天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碧水环绕的自然青山，而是有了文化传承上的万古意味。

还有这年五月的“鹅湖之会”。在此次论辨中，陆氏兄弟讲心学、理学一体，而朱熹坚执心学、理学不同。双方各执一词，最终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当年鹅湖的各持己见，那种求同存异的学术之辩，那种思想的交锋碰撞，不仅矫正着各自的观点，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学术精进也大有裨益。人心和善，和而不同的包容之心、开放之道，也不仅是朱、陆之辩教会我们的，在那些言语思想的背面，不也包藏着武夷山的不一样的胸襟吗？生物多样化的武夷山，似乎是学术多元化的一个物理印证。贵和尚中，善而能容，中国文化不正是一直秉承着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而走到了今天，走入了人心吗？

鹅湖之会，成就了后来的鹅湖书院，同样成就的，还有立足于包容性的儒家思想的学术传统与使命担当。朱熹的担当，当然不只是个人的担当，他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在他那个时代个人所能做到的最大范围。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他为什么如此重视书院建设。四年后的一一七九年，朱子知南康军时，就重修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热情邀请陆九渊这位学术上有异于己的学人留在白鹿洞讲学。并且在一一八三年，五十三岁的朱熹亲手“缔造”了武夷书院——当时称为武夷精舍。

武夷精舍，我不知是不是武夷山最早的书院，但我知道它是改写了武夷山历史的名气最大的书院。正是在此，朱熹以近八年时间，讲学著诛，修订《童蒙须知》，审定《易学启蒙》，完成《孝经刊误》，他在做着最基础的教育工作的同时，改写了武夷山在人们眼里的“蛮荒”印象。当然他还有不止于此的更大目标——让南方的学术续接孔子以来的礼义道统。这个生命中的大目标，在精舍启动创建的那一刻，朱子就已明了于心了吧。

讲书、著述、琴歌、品茗，在碧水丹山之间，作为承担着理学南移后的以“程朱理学”著称的学术使命的宗师，朱熹的确在修建武夷精舍的同时，创建了不同于北方学术的对于自然宇宙的某种理念——那是一种全整的生命学问。

精舍，表意指一所定居处，寓意则是心之定所。与武夷山日日相对，这个归来的人所要建构的，已不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心之居所，或者学派之间相互说服的一群人、一代人的心之居所，而是一个更大更宏阔的空间中的人心之居所。

心有所定，邦才能有所安，这不正是自孔子以降的历代儒士几经磨折也要承续下去的儒家的理想吗？

于此，一个更大的空间在朱熹胸中展开了。其实，仔细品味朱熹在武夷山中写下的《仁智堂》中的诗句“我惭仁知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便可明了这个初心再度确认的过程。

朱熹把一颗心放在了山里。精舍的创建是有意味的，继志传道，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中国文化由此不仅续接上千年以来的思想脉络，而且，由武夷山辐射到了东亚、东南亚以至欧美，在法、德、英、俄、美各国，无论是“格物致知”还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类哲学伦理、宇宙生成学说还是道德规范、个人美德，朱子学说的文化内核都深具影响，为人类思想进步作出持久贡献。

朱熹生命最后的日子是在修改《大学·诚意章》中度过的，四书集注数十年，最后陪伴他的仍是四书。去日无多，他在遗书中言：“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艰苦工夫，须牢固着脚力，方有进步处。”儒之气度，士之气节，无不在这平白如话的句子里。这种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治学与做人的精神，使辛弃疾发出了喟叹——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朱熹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座哲学的高峰，同时也是文化的高峰。武夷山，这座后世所谓的“理学名山”，正因有了他的到来和他的书写，而变得与众不同。

（有删改）

“捣练”是一种用草木灰水或贝壳灰水等碱性溶液浸泡织物并使用砧杵反复捶打使生丝或葛麻等植物纤维以及它们的织成品脱胶的工艺。若是留心古人的诗作，你或许会发现“捣练”活动似乎总是固定在秋季的夜晚，即“秋夜捣练”。秋季天气逐渐转寒，妇人们要准备御寒的衣物，以便能及时寄到戍边的丈夫手里。因此，“捣练”活动多在秋季进行。但令人费解的是， ① ？有人认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妇人们白天要在地里做农活，无暇顾及“捣练”之事，因此选在晚上进行。唐代诗人王建善于写宫词，“玉钗低昂”的宫廷女子，也会选在“夜深月落冷如刀”时进行“捣练”活动，因此 ② 。“捣练”是一种化学作用与物理作用相结合的加工工艺。“捣练”过的衣服面料，特别是葛、麻等植物纤维面料，往往容易变得松散、不耐用。这时候，对“捣练”温度的控制就比较关键，“石不发烧，则缕紧不松泛”。石砧白日暴晒，不宜“捣练”， ③ 才是“捣练”的好时机，能尽量确保衣物或面料的坚韧耐用，这就是古人“犹尚寒砧”的原因。

桂花细细碎碎地开，最日常，最平静，最民间，像日子，        ①        的日子，一年一见。见时花开纷纷，小朵小朵，絮絮叨叨的样子。挤着，花梗处，叶子荫下，一点儿也不张扬，是          ②        过日子的姿态。《诗经》里有男女互赠香草，赠芍药，赠白茅，赠红管草，但没见人家赠桂花。我觉得桂花真值得一赠啊，在那样的草木年代，赠一枝，一个村子都沉浸在袅绕的香气中了。现在的人在那些送花时节，送玫瑰，送百合，却不送桂花。诸花之中，大约只有桂花，和吃贴得这样近，和烟火气贴得这样近。除了桂花糖，还有桂花糕、桂花饼。中秋吃月饼，最喜那饼馅里一粒一粒的桂花，尘芥一般，星子一般。还有桂花茶，沸水冲泡，一粒一粒的小花在水里乱纷纷地逃逸，然后浮上来，在水面上铺成一片，眉头紧锁似的不情不愿。可是，半个时辰后，揭杯盖窥一眼，它们一粒一粒，缓缓沉下去，禅坐在杯底。好像一群怀抱理想的女子，在茫然与不甘之后，在对抗与疼痛之后，最后与生活和解，变得          ③          ，化作一抹袅袅的茶香，各自咀嚼，各自回味。可是，桂花骨子里到底是有远意的。山中桂子，在我们看不见的僻静清幽处，兀自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