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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正是从《诗经》的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两千余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古人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所谓“比兴”与如何表现情感才能成为诗歌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统一，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途径。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锺嵘《诗品》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

“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联系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诗歌美学的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征正是通过“比兴”途径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诗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怀麓堂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对诗（艺术）的重要性所在，正在于它如上所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尽。即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称其为诗，反而只是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需要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它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

（节选自何琪琦《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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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枪

张一弓

一九三八年那个遥远的夏季，齐楚能够进入我这个四岁幼童的记忆，仅仅因为他手中“噼里啪啦”地摇着一把破芭蕉扇。堂舅告诉我，在他摇着芭蕉扇的时候，他和大舅已经盯住了国民党一个排的溃兵，准确地说，是盯住了溃兵的四十多条“捷克式”步枪，再加上两挺特别诱人的重机枪。这群溃兵从徐州战场上惶惶地跑过来，到了杞地就把一个村庄里的祠堂当成了老巢，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土匪头子大老李给这群溃兵的麻排长捎话，让他把溃兵拉过去，许给他一个副司令。麻排长正跟大老李讨价还价，眼看就要随大老李落草了。

晚上，齐楚与我大舅相对而坐，芭蕉扇“噼啪”作响。我三姥爷来了，问他：“小殿章，你的扇子扇得急，你是有事瞒着我了！”齐楚说：“我和诚弟盯上了一群溃兵的武器。”大舅说：“愁的是没有那么大的荷叶，包不了那么大的粽子！”三姥爷坐下来，说：“我这里有荷叶，先礼而后兵么！”

次日下午，大舅和齐楚陪着麻排长和一个排的士兵来到了客房院。兵们用枪托赶来了一头一蹿一跳的黄牛，枪刺上挂着鸡，山羊一声不吭地拴在那棵拴过骆驼的牲口槽上。大舅脸色阴沉，齐楚却忽闪着芭蕉扇，向麻排长赔着笑脸。

三姥爷在这时走进了我的记忆。但我想不起三姥爷身上有高等法政学堂留下的任何痕迹，只记得他长得像杞地农民一样墩实健壮，一张棱角分明的四方脸庞，两鬓霜雪而红光满面，只是他那双圆环眼里的内容与农民不同，有黑沉沉的智慧，也有闪亮的锋芒。我望见他走出客厅，向满院子士兵打着招呼。

周奶就连忙把我抱走了。

周奶的老伴——当年在客房院当差的老人告诉我，三姥爷迎上前说：“辛苦了，麻排长！”兵们轰然大笑，说：“我们排长脸皮麻姓氏不麻，他姓孙，是孙排长。”孙排长骂骂咧咧说：“这里的野百姓耍贫嘴，张口闭口叫我麻排长，把我的军威也叫跑了！”三姥爷说：“对不起，误会了，请孙排长原谅！听说孙排长要带着弟兄参加游击队，留在杞地抗日，这是杞地的幸事！请贵部在这里安营扎寨，我为弟兄们接风洗尘。”麻排长说：“那好，弟兄们的给养就全靠你老庄主了！”三姥爷说：“一言为定，只要你们留下来抗日，给养我包了。”

那一天，三姥爷陪了三杯酒，说：“你们年轻人吃着喝着说着热闹着，我老了，不胜酒力，就不坐在这里碍事了。”齐楚忙着给孙排长斟酒夹菜，三姥爷丢下一个眼色出了客厅。

院子里也摆了几桌酒席，兵们把枪支架在树下，等不及当差的倒酒，已经在自斟自酌，猜拳行令。客房窗口里，三姥爷始终用悲悯的目光望着窗外的士兵，自言自语说：“不要流血啊！”

堂舅从屋后通向花园的暗道里匆匆走来，“爹，大老李回话说，三老师给我打招呼是看得起我，麻排长那四十多条枪我就让给游击队了，算我大老李也爱国一回。”

三姥爷感叹说：“这个土匪也懂得民族大义！”

堂舅说：“他还说，他不敢忘了，他小时候吃过三老师的‘舍饭’”。

三姥爷说：“算我没糟蹋粮食！”

堂舅盯着客厅说：“爹，动手吧！”

三姥爷又叹了一口气，说：“叫他们再说会儿话，不能不教而诛。”

天色渐暗，士兵们都已喝得嘴歪眼斜，却还在划拳行令。堂舅又从屋后的暗道里走过来，说：“爹，上菜的伙计捎话，谈崩了！”三姥爷掀开竹帘，站在廊檐下拍了三下巴掌。墙头、屋脊上，客房窗口里，忽拉一下露出了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士兵们浑然不觉，只是醉眼惺忪地看着三姥爷。三姥爷大声问：“弟兄们吃好喝足了吗？”孙排长从窗口里探出脑袋说：“庄主，你是撵我们走哇？”

三姥爷说：“孙排长，你不要走了，大老李托我捎话，他不来跟你接头了。你们只有参加游击队……。”

三姥爷话没落地，孙排长就倏地拔出手枪，“啪”的一声枪响，三姥爷纹丝未动，孙排长却一头栽倒在窗台上。

“真格的！”杞地农民说，“三老师伸手接住一颗热呼呼的子弹，吹了口气，叫它在手掌上翻了个跟头，那子弹就‘日’地飞回去，麻排长胸脯上就‘噗’地冒出一朵血红的大花。三老师是天上星宿下凡，玉皇大帝时刻保佑着他的！”当差的老人却说，不对，是齐楚拿起芭蕉扇，啪地向酒桌上拍了一下，向屋里递菜的虎子就从怀里掏出“小八音”，“啪”地一枪，把麻排长撂翻在窗台上。士兵们都吓傻了，正在发懵的岗哨也早被假扮成跑堂伙计的枪手缴了械。齐楚望着孙排长的尸首说：“可惜了，可惜了，怪你不愿意死在抗日战场上。”

我在周奶的里屋一觉醒来时，大家正在院子里高举枪支，欢呼胜利。一群农民向缩成一团的士兵们吐着唾沫，领走了鸡和牛羊。

客房院的“鸿门宴”已经成了一个传奇故事，并在流传中继续增添着新的细节。《地方志》上却准确无误地记载着这次难得的缴获：重机枪两挺、“捷克式”步枪四十一支、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五千余发。三姥爷又卖了二百多亩地，为游击队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这也作为一个爱国士绅的重大贡献被载入了杞地史册。

（节选自张一弓《远去的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