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典美学博大精深，内涵极其丰富。鲍照比较谢灵运的诗和颜延之的诗，谓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则是“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诗品》：“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鲍照所概括的这两种诗歌风格，虽然是针对颜、谢诗歌提出的，却也把握了中国美学的两种文化大风格的内在逻辑。如宗白华先生所言，这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表现在诗歌、绘画、音乐、建筑、戏曲和工艺美术等各个方面，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二元结构。

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先秦时期，“错彩镂金”的美很是流行。这种美学风格的极端代表作也许是阿房宫。这种追求“错彩镂金”之美的风气，一方面与春秋战国时期物质生产力的提高有极大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有关。当时美轮美奂的建筑，不仅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这股热潮日益成为贵族的一种重要需要和兴趣。当时，反对“错彩镂金”美学观念的思想家大有人在。墨子提倡“非乐”思想，反对劳民伤财的种种艺术和装饰。更有影响的反对之声来自道家。老子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看法。庄子继承了老子的传统，强调人生的“无己”“无功”和“无名”。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道家美学对“错彩镂金”的美是持拒绝立场的，而他们主张的“自然”“无为”“淡乎其无味”的状态，倒是为另一种美——“初发芙蓉”——奠定了重要的哲学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这两种美感或美学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贯穿下来，从古至今；另一方面，魏晋六朝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这时中国人的美感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亦即逐渐形成了认为“初发芙蓉”之美高于“错彩镂金”之美的共识。为什么到了魏晋时期中国美学出现了这样深刻的转变？魏晋时期的美学风尚是崇尚自然，走向自然、回归自然成为普遍追求，因此美学风格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宗白华认为，魏晋时期虽然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期，但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而是一个最富于艺术精神的时代。

到了唐代，这种“初发芙蓉”之美已成为中国美学和艺术的主导倾向。但是有两点应加以注意。其一，这种美学观念严格地说主要体现在文人化的艺术之中，亦即在诸如诗歌、绘画、书法等相当文人化的艺术门类中，“初发芙蓉”之美成为普遍的追求，它塑造了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基本面貌。其二，在官方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相当程度上仍保存了“错彩镂金”之美的传统。比如，在皇家建筑、服饰、器具和礼仪中，这种强调华美、规范、装饰和外在人为功夫的传统依然延续着。而在民间文化中，则以另一种形态留存着“错彩镂金”之美，比如艳丽的民间年画和服饰，民间性的戏曲、节庆，以及相当多的民间工艺品。不过，这种民间性的“错彩镂金”与官方贵族文化的“错彩镂金”又有一些形态上的差别，它不那么讲求规整、权威和外在仪式性，而是带着民间文化自身质朴、淳厚的风格。

（摘编自周宪《美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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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从国外引进了栽培技术，食用菌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当时在福建省，农民大量消耗木材生产香菇、木耳等食用菌，能种菌的树都砍光了，“菌林矛盾”日益突出。能不能用草来代替木头养菌呢？从事农林方面研究的林占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1983年，林占熺率领研究团队利用闽西一些野生草本植物进行研究。当时，研究工作“白手起家”，困难重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86年获得成功。作为“以草代木”的养菇技术，菌草从根本上解决了发展菌业需大量砍树的“菌林矛盾”。

（摘编自新华网《菌草技术是啥？习近平为何“长期关心”？》）

材料二：

菌草技术研发之初，人们利用分布广泛的芒萁、类芦、斑茅、五节芒等野草作为培养和栽培食药用菌。之后，经过30多年系统选育，已经筛选出高产优质菌草草种49种，可栽培58种食药用菌。菌草栽培食药用菌周期短、效益高。菌草种植后3-6个月就可采收，3吨鲜草可以产1吨鲜平菇，成本比用木屑低10％-20％，而且栽培出来的食用菌营养丰富、品质好、风味佳，药用菌有效药用成分含量高。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菌草种质资源圃和数据库，建立了巨菌草、绿洲系列组培快繁体系，收集筛选出适宜菌草栽培的食药用菌菌株821株，筛选出358个菌草栽培食药用菌配方，并研发出相应配套的栽培工艺技术及生产模式。使用菌草种植蘑菇时，需要先准备长势良好且无霉变无病虫害的菌草，再将其切碎，并放置在太阳下晾晒，等待菌草晾干后，即可将其铺在干燥且向阳的土壤上，而且要先向土壤表面撒生石灰，为其消毒灭菌。种植蘑菇时，需要在月平均温度10-15度的时候进行播种，而且要把25％的蘑菇菌种播撒在培养料的表面，75％的蘑菇菌种播撒至培养料的内部，并且要使用木棍将其混匀。养护蘑菇时，需要在菌丝长到1厘米时，向其喷水分，使土壤中的含水量达到17％左右，促进蘑菇快速结菇，而且一般要在环境温度较低的早上或晚上进行，并且在蘑菇的菇蕾长到黄豆大小时，对其浇灌第二次水分。

（摘编自人民日报《菌草——造福人类的“幸福草”》）

材料三：

菌草技术成功后，引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驻中国官员的关注。1994年，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将菌草技术列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培训项目；1997年，林占熺携带菌草技术首次赴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示范推广获得成功。在斐济，菌草技术被誉为“岛国农业的新希望”；在莱索托，因短时间就有收获，农民称菌草栽培菌菇为“快钱”；在卢旺达，有3500多户贫困农户参与菌草生产，现在每户每年收入增加了一到三倍。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06个国家派人来中国学习菌草技术，13个国家建立了菌草技术示范基地。基于菌草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2017年，这项技术被联合国列为和平发展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向全球推广。如今，林占熺逐渐将目光投向了菌草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应用。2018年3月开始，林占熺率领研究团队在平潭长江奥滨海沙滩开展菌草种植治沙试验。科研团队实践至今，已较好地解决了沿黄河各地菌草生态屏障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建立起优良菌草草种育种的系列指标，并在黄河上、中、下游不同类型生态脆弱区建立了菌草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摘编自新华网《中国草全球种——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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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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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电梯记

鲍尔吉·原野

我堂兄朝克巴特尔生长在牧区，我四五岁的时候去过他家——哲里木盟胡四台村，这也是我父亲的故乡。之后十年，朝克巴特尔像学者回访那样到我家赤峰市参观学习。我爸交给我一项任务，领他上街。

我领他走进一座楼房，入电梯。电梯门从两边合上，吓他一跳。我伸出三个指头，然后按“3”，“3”红了，电梯微颤，门开，我带他出去。我说这是三楼，朝克不信，他刚还在楼下仰视巍峨的楼顶。我领他从步行梯下到一楼，说明我们刚才坐电梯的经历，他还不信。我再次拉他进电梯，到三楼并从窗口往下看，马路上的人渺小地行走，朝克大惊失色。于是对电梯极为崇拜，认为这个狭窄的金属房子是神的房子，说什么也不敢坐它下楼。我对他进行启蒙：电梯即电房子把人垂直拉到各楼，由电控制。朝克生气地反驳我：电在电灯里面，不可能控制一个房子。

今年春节，朝克巴特尔扛一只冻得邦邦硬的羊来到我们家。他头发全白了，对我说：他已经领悟到电或电池让人在收音机里唱歌、在电视机里跳舞，但不足以让房子腾升，那是另外的神秘力量。电，不过是冒火星的、小巧的、在胶皮线里乱窜的小玩意儿。

我和朝克巴特尔均为独生子。许多年前，当大伯告诉朝克我是他弟弟时，他在我身上也发现一些乐趣。

那年，即我四五岁到胡四台，被一只羊羔吓哭了，以为是狗。朝克和堂姐们哈哈大笑，讲解羊和狗的区别。我不信，以为他们骗我。见过狗，我以为是狼，越发大哭。朝克越发大笑，用脚踢“狼”。

在胡四台村，朝克巴特尔飞身跃上无鞍烈马，奔驰至远，让我视为天人。朝克一家和当时的全国农民一样穷，他的衬衫下摆和袖子都褴褛掉了，仅遮肩背。这件衣裳在我看来很神奇，在马背上飞扬如帜。他穿这件衣服在苇草里发现野鸭蛋、找到酸甜可口的蓝莓。朝克和我走在沙丘下面，他停下倾听，快跑几步，用手接住一只从上面滚下来的刺猬。在茫茫的沙漠上，朝克聪明健壮。他看我的笑容半是嘲笑半是爱。一个城里人在乡下的土地上不怎么会走路、不怎么会吃饭喝水，给他们带来欢乐。就像朝克在城里给我们带来欢乐——他用颤抖的手慢慢摸电梯门，“嗖”地缩回来。

我第一次到胡四台，在堂兄家吃到野鸡肉——肉丝雪白。我一人吃掉两块胸脯，余下的肉被我姐塔娜吃光。朝克和众多的堂姐站着看，面带笑容。大伯招待我们的佳肴还有一小碟葡萄干、一小碟红糖。许多年后才知，野鸡和那么少的葡萄干儿、红糖是他们从供销社赊来的——秋天用五十公斤玉米偿还。事实上，大伯两年之后才还上这笔债务，因为当年的玉米扣除口粮后不足五十公斤。平日，他们果腹之物是轧半碎、炒过的玉米。如果玉米碾成面，就不够吃了。他们从未吃过野鸡肉和葡萄干，连玉米面都未曾饱餐。在山上捉到或挖到的山禽与草药，送到供销社抵债，偿还赊欠的红茶、盐和煤油。因此，回想当年他们那么沉静地观看我吃野鸡肉仍带有笑容，实在让人感叹。

那个年代，他们家没钱。他们有幸一睹钞票是每月乡邮员驰马而至喊大伯名字并将其右手食指按向鲜红印泥再拔出来按在一张纸上，而后交给他们十五元钱。这是我爸从1950年挣工资以来每月寄来的钱。这些钱隆重地积攒着，后来流入医院收款处。伴随穷人一生之物，除去饥饿，另一样就是疾病。

血缘是这样一种东西，超越城乡差距和所谓知识，在独有的河流里交汇，彼此听得见血流的声音。大伯去世后，我爸悲痛不已，痛哭、独语，几个月缓不过来，我们并不劝他安静。劝人节哀实为文化的虚伪中最虚伪的一种。人生连一场痛哭都不曾享用，灵魂何以自如呼吸？我爸经历过战争，在“文革”中被打成重残。自我曾祖母去世后，他从没流过泪。他七十多岁了，从自己房间踉跄而出，看着我们，说：“你大爷死了。”而后泪水蒙住他的眼睛，化为眼泪大滴落下。他本来想说许多话，但说出这一句就说不下去了，喉头哽咽。因说不出话而全身颤抖，只站着，盯着我们，样子很吓人。我们报以沉默。少顷，他失望地走了，回自己房间。过一会儿，我爸还会走出来，告诉我们：“你大爷死了……”充沛的泪水滚滚而下。

父亲的正直，我早有感受。而他在失兄之痛中的纯真情感让我惊讶。那几个月，他回忆了大伯的一生，并用泪水送走这些回忆。

朝克巴特尔今年和我见面，我用笨拙的蒙古语和他对话并给他买一些东西，我爸很欣慰。在他的房间里，我爸拿出去年在现代文学馆开会的照片，拿出记有他事迹的内蒙古骑兵典藏纪念册，还有登他传略的《蒙古人物志》向朝克巴特尔述说。我堂兄听得很吃力，我爸讲得很从容。我感觉，我爸其实是说给一个老牧民——即大伯听……

（鲍尔吉·原野《貞情六记》其一）

文本二：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费孝通《乡土中国》之《文字下乡》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