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本解读肯定要进入文本的内部，倾听文本语言非常细微的声响。但是，由于文本的意蕴隐藏得很深，有时仅从“这一篇”中无法发掘更加丰富、更有价值的意义，这时就需要我们放开视野，本着基于文本、超越文本而又不偏离文本的原则，尝试在“这一篇”的基础上进行横向延伸与纵向拓展，进行互文性文本解读。

文本解读就是分析，而分析就是揭示问题和矛盾。不少文本的问题和矛盾需要寻找相关文本来作合理阐释，这时，阐释文本就构成了互文本。例如，《愚公移山》中有这样一个为人所忽视、也令人费解的细节：“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为什么操蛇之神“惧其不已”，而帝则“感其诚”呢？也就是说，同样是神，在对待愚公的态度上为何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对此，东晋玄学家张湛在《山海经》中这样注释，操蛇之神就是山海之神，他们“惧其不已”就是怕愚公如此坚持下去会改变原有的山海形貌，无山，山神居何处？无海，海神司何海？因此，帝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如此一来，单就文本本身所传达的信息看，只强调“愚公精神”的观点是一种不全面的理解，忽视了文本隐含着的多重信息、意义的表达。而通过张湛的阐释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还可以读出这则寓言蕴含保护自身居住环境生态的意义。

利用互文性文本解读，得出的意义我们称之为文本的“互文性意义”，互文性意义并不完全就是文本本身的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互文性文本解读利用构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差异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差异性，造成了文本的意义延宕，消解了文本的意义中心，让文本充满了复义。因此，互文性理论，使我们的文本解读有了新的解读视角和更多的支撑与依傍，也为我们多元解读文本指明了新的方向与思路。

（摘自张斗和《互文性文本解读和互文本类型》）

材料二：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始于摹仿，文学创作同样也不例外。“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而在以古为尚的中国，模拟更是经典形成以后的普遍风气，从魏晋到南北朝之间拟古一直是诗坛的时尚，在陆机、谢灵运、江淹等诗人的创作中，拟古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创作中还明显留下拟古的痕迹。拟古的结果是形成古典诗歌普遍而清晰的互文关系，并渗透于诗歌文本的各个层次。甚至可以说，互文性是中国古典诗歌最突出的文本特征，也是古典诗歌作品最普遍的现象。

鉴于诗歌史上普遍的摹仿和因袭关系，梁代钟嵘《诗品》就用推源溯流之法论列历代诗人，揭示其间的传承和影响关系，其实质正是出于对其作品互文性的体认。唐朝诗僧皎然《诗式》将文本的相似概括为语、意、势三个层次的“三同”，而作者的有意摹仿便有所谓“三偷”。偷语之例，如傅咸《赠何劭王济诗》一诗有“日月光太清”句，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诗拟作“日月光天德”；偷意之例，如柳恽《从武帝登景阳楼》诗有“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句，沈佺期《酬苏味道》化作“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偷势之例，如嵇康《送秀才入军》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句，王昌龄《独游》脱胎为“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嗟此罹忧患”。皎然的“三偷”之说虽从语词、取景、立意的不同角度区分了诗歌文本中不同类型的摹仿，但由于唐代诗学的中心问题在于意象和造句，所以“三偷”所论的摹仿也只限于句与联的范围，集中在语词的层面。事实上，诗歌文本的摹仿本来就是多层次的，不止局限于语句，还包括主题和结构。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论“三偷”，即将其内涵大为扩展，罗列了主题和结构等不同层次的例证。如果按照后人的习惯用法，意与主题相关，势与结构相关，那么偷语、偷意、偷势就可以概括为语词、主题、结构三方面的摹仿，而这些方面也正是诗歌中互文关系发生的主要层面。

文学史上的拟古或摹仿历来就是缺乏独创性的同义词，很少得到正面的评价。但严格地说，如果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文本构成的某种特殊要求的话，互文已不是摹仿而是用经过压缩的语码来替代一个经典表现。这就是互文性理论所要揭示的问题：文本可以通过吸收其他文本来实现意义的增殖。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无不善于利用文本的这一特性，而文本的文学意味也往往就在这不同文本的关系之中。明白了这一点，对文学史上的因袭或文本间的相似就不能简单地以摹仿二字概之，而首先应该从互文性的立场去审视其间意义的实现与增殖。

（摘自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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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逻辑，是有效思维的判断标准。要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必须讲逻辑。语文教学该如何讲逻辑？重要的是要让逻辑思维训练和学习任务紧密结合，向教学过程自然渗透。

文本解读常常需要在语境中推断词义，这种方法运用得好，既是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又是逻辑推理的示范或训练。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竭力劝说燕太子丹允许他取樊於期的人头献给秦王时，有这样一句话：“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句中的“乃”翻译为“就”还是“才”？翻译为“才”在语意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甚合理：“才”表示必要条件，即没有樊於期的人头就肯定杀不了秦王，但有了樊於期的人头也未必杀得了秦王；“就”表示充分条件（有了前面的条件就一定有后面的结果），即有了樊於期的人头就一定杀得了秦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杀秦王可能未必要取樊於期的人头）。荆轲面对“不忍”的太子，一定要勾画出杀秦王高度可能的愿景才行，从这一点来看，翻译成“就”要比“才”合理。在文本解读中抓住几例像这样的逻辑推理和学生探讨，不仅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还会有助于他们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和心态。

一段话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可能还隐藏着重要信息，想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细致的逻辑推理。例如：“（四叔）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根据这段话，可以推理出关于“我”和四叔的重要信息。首先，“我”是新党或支持新党的人；其次，四叔不仅守旧而且消息闭塞。根据“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还”字，可推知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已算不得新党了。这点在《祝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便可得到印证，有新历才谈得上“旧历”，而启用新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四叔骂新党骂的却还是康有为，足见其消息闭塞。

另外，逻辑对于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中学生写作时大多选择写议论文。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指导学生想象一个“虚拟论敌”。这位“论敌”可能会针对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论证免于受到攻击或能抵御攻击。

例如，让学生构思“兼听则明”的论文提纲，可以先让他们找出反例，再让他们限定前提、构建框架。反例可以有“三人成虎”“父子骑驴”，表明听得越多越糊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仅仅听“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评价还不能形成正确认知，可李世民有时只听魏征一个人的建议就够了。学生可在充分思考以上反例的基础上指出论证关键——“兼听”在“多”，更在“异”（听到不同观点），并由此限定前提——听者要有胸怀，善辨别，从而总结出“兼听则明”的原则——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逻辑，说到底是对有效思维规则的概括，学生努力遵守逻辑来思考，就仿佛在聆听高于自己的声音，心灵会逐步走向作品的核心，甚至拓展出未曾有过的境界，生成未曾有过的观点。

（摘编自徐飞《讲逻辑，把语文思维教育落到实处》）

材料二：

无数生动的例证足以说明，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逻辑知识，人就容易被谬误和诡辩所糊弄，就不能清晰、有条理地思考和说理，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例1：这是我喜欢的演艺明星推荐的商品，因此，我一定要把它买到手。

一个人这样想问题，就犯有“诉诸不当权威”的逻辑错误。那位明星或许歌唱得好，或许戏演得好，但他（她）并不是其他方面的专家，假如他（她）所推荐的是药品或营养品，他（她）有足够专深的药理知识或营养学知识吗？答案常常是否定的。

例2：你不能证明你没有患癌症，因此，你患了癌症。我这里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你赶快掏钱买吧。你的命都快要没了，捂着那些钱有什么用？

例2犯有“诉诸无知”的错误。这是骗子的逻辑，是不正确的推理，就像下面这个不正确的推理一样：“你不能证明你没有犯案，因此，这件罪案就是你干的。”司法上有“无罪推定”原则：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否则那个人就是无罪的。

下面看著名的“美诺悖论^【注】”：

（1）或者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或者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

（2）如果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必要的。

（3）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可能的。

（4）所以，研究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仅从字面看，（1）（2）（3）三个前提似乎都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1）中“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这个推定是有歧义的：

（A）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

（B）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在（A）的意义上，（3）是真的，但（2）却是假的；在（B）的意义上，（2）是真的，但（3）却是假的。故（2）（3）两个前提不在同一种意义上为真。从一对真的前提，即（2B）和（3A），却推不出任何结论，因为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陈波《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

【注】美诺悖论：古希腊一位富家子弟美诺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中提出的一个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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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一

幸福瓶

毕淑敏

我喜欢丝绸和瓷器。不仅因为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发明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脚力最矫健、行走最远的商品，更因为它们独特的俊美。任何一种人工的纤维，至今都无法抵达丝绸的高贵和精彩，就算表面上模拟的有几分似了，一贴到皮肤上，那感觉也全然不同，人的触觉和天然的丝绸更熨帖。瓷器呢，简直就是魔法师。来自大地的凡土，经过艺人的手和火焰的烘烧，成仙得道，变得光洁如水、晶莹夺目。总感到瓷在用这造化，表达意味深长的哲理。

2009年国庆，我在江西景德镇做了一个青瓷的瓶。初起，在那女师傅的摊子上，琳琅满目的样品，让我一时无法确定到底做个什么物件好。看出我的犹疑，女师傅说：“就做个瓶吧。”

我这时一眼看上了一个盘子的坯，问：“做个盘不好吗？”

女师傅说：“盘也好。不过要是我，还是会选瓶。”

“为什么呢？”我当然要问。

“瓶，代表平顺安宁啊。你没见中国古代的案几上，人们都摆瓶的。天天看到瓶，念叨着瓶，就是一种许愿，人就会平安的。”女师傅慈眉善目地说。

面对古人这种饱含心理学暗示疗法的理由，你还能抗拒么？于是，就动手来做瓶。想手下这温润的泥，在混浊杂乱的深壤中，闭目养神了千万年，突然间就见了太阳。原本面目模糊无筋无骨的粉尘，被劳动赋予了形体，就成了花瓶或盘盏的坯。它鲜白、柔和、素净，温软，一如晨曦初现时的清。女师傅端来一碟黑色的液汁，把毛笔递给我，道：“在瓶上，写好你想说的话，画上你喜欢的图。”我说：“手笨，恐怕写不好画不好的。”女师傅说：“自己写的画的，好看不好看并不要紧，意义格外不同。”见我执了笔，她又叮嘱道：“这碟子里就是古法青花的染料，你看它是黑色的，烧过之后，就变成靛蓝色了。记得要事先想周全啊，下笔之后，就没法再改了。”

我屏住气，画上了几笔，写上了几个字。这些字和画，驮着我的心意，沁入了青瓷泥坯的肌肤。署上时间和名字之后，我问师傅：“然后呢？”

师傅说：“然后你就把它交给我。它会被送到古窑，要整整烧它3天共72小时。”我问：“然后就好了吗？”

女师傅轻叹了一口气说：“那可也不一定。要看这瓶的运气呢。要是炸了裂了，都没有法子。总会有这样的事儿，我们退你钱。但愿你这瓶平安。”

之后，我回了北京，静静的等待中充满了惦念。常常想到这个瓶正在熊熊的炉火中修行，烈焰包绕，熠熠生辉。如同我们的意志，经过了磨炼和时间，才能与万物黏成一体。青瓷之中，凝固了大地的疆土，吞咽了江河的净水，吸附了一些古老手艺的染料，那里面有稀有元素的玄妙配方。还有动物皮毛扎束起的笔锋灵韵，那是狐狸的尾巴吧？我描画图案、书写姓名的时候，从笔尖看到了一点跳动的金红色。瓶身上有我和家人的名字，代表着我们的身心。奔突的炉火如炙红的绸，要围绕着它旋舞3天。它会灼痛吗？祈愿这个瓶没有砰然的炸裂，没有琐细的网纹，它从容轻巧安然涉险，不动声色地跨过火海，终于又重回云淡风轻的人间。想起明朝时的海船，载了万千的青花瓷器，遭遇风暴沉入海底，几百年波海翻滚环伺四周。一朝出水后，那瓷器们依然娇蓝着雪亮着，一如北欧少女飞扬的眸。纵是出了意外成了废品，击打后，爆成数不清的碎片，也可以镶在墙上地上，成一幅残缺的妆点。

终于，那瓶被安全地送达了我家。打开包装的一瞬，我又一次屏住了呼吸。

我终于又看到了它，恰如灾难后亲朋重逢。经过千度以上的高温浴洗，它亭亭玉立，一如既往的周正、安宁、温润、亲切可人，让人想起满月时分风平浪静的海，毫无瑕秽的闪着银钻般的微光。这瓶最显著的变化是不再柔软，弹之铮铮作响，犹若侠骨激荡。

我看到了那瓶身上的图案，一丛兰花娴雅地开放着，仿佛有沁人心脾的幽香逸散而出。我母亲名中有一个“兰”字，谨以此瓶寄托我无尽的思念。

我看到了那瓶身上手书的两个字——“幸福”，清晰坚定，蓝得振聋发聩，宛若蚀刻到了瓶的骨。

（选自毕淑敏《星光下的灵魂》之《幸福瓶》）

文本二

不丹国王旺楚克四世首先提出了“国民幸福的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这个国民幸福总值被简称为GNH。也称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的真谛，其实就是挑战国民生产总值——这个顽固地引导着全世界都向钱看的指标。不丹人认为：幸福指数的核心是经济和非经济发展目标的平衡，经济增长并不是经济发展自身的一个目标，而是一个完成许多其他更重要目标的方式。

不丹人把幸福量化，提出了一个有着290多条指标的幸福测定表格。他们认为：只有是可以衡量的，才能够实现。

这些指标度盖了社会生活最广泛的各个方面和它的各种环境因素，来反映影响个人和社会幸福的金字塔的各个方面。如果真理真的只存在于细节之中，那么这个包罗万象的民意调查，力图穷尽每一个组成幸福的细微部分，寻求尽可能接近真相的答案。

（选编自毕淑敏《星光下的灵魂》之《幸福试卷像一匹藏着精灵的土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古者学士之于六艺，射能弧矢之事矣，又当善其揖让之节。御能车马之事矣，又当善其驱驰之节。书非能肆笔而已，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数非能布策而已，又当知其用而各尽其法。而五礼之威仪至于三千，六乐之节文可谓微且多兵。噫！何其烦且劳如是！然古之学者必能此，亦可谓难矣。

然习其射御于礼，习其干戈于乐，则少于学，长于朝，其于武备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党有庠，于乡有序，于国有学，于教有师，于视听言动有其容，于衣冠饮食有其度，几杖有铭，盘杆有戒。在舆有和鸾之声，行步有佩玉之音，燕处有《雅》《颂》之乐。而非其故，琴瑟未尝去于前也。盖其出入进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达于其心者，所以养之至如此其详且密也。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子《乐》。”盖乐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于《乐》”。昔舜命夔典乐，教胄子，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则乐者非独去邪，又所以教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故和鸾、佩玉、《雅》《颂》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岂虚也哉！

（选自曾巩《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有删改）

（二）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

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遣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选自欧阳修《琴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