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其经典作品的确立是一个动态衍变的历程，然而透视经典生成和变化的历史痕迹，不难发现总有一些潜在的内核在这种变化中化为一种准则与范式，这就是文学经典之“道”，犹如自然之道，万物之母。正因为有了文学经典之“道”的潜移默化、导向与规范，所以至今很多经典能够穿越时空依旧存在。中国文学经典之“道”，实际就是内化于中国人心中的儒、道性根源。

传统的儒家之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的哲学思想，使中国文人有了入仕、建功立业的理想与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理念使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很多爱国题材的作品，并一直被誉为经典，如屈原的《离骚》、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等。又如讲述英雄造反起义的《水浒传》，其内核也都是塑造、歌颂忠君爱民之事，“替天行道”的梁山宗旨、招安思报效朝廷的思想最终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

传统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无不为”、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使中国文人远离庙堂而退隐山林，回归自然，这为中国文人在精神上提供了可以喘息、聊以安身的家园。入仕之不得，壮志之未酬，尚能在自然界中找到生息之处，获得精神的寄托与愉悦。这就导致中国文人注重对自然山水风光的描写，从而出现了许多经典的作品，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王安石的《石钟山记》等等，然而这些对自然的优美描写之中却也隐含了归隐之郁郁不得志的无奈与苦闷。

无论是儒家源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还是道家重个体自由理想、精神超越，重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都对历来的文人在建构审美人格境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审美人格理想与境界的追求，逐渐成为文学经典审美理想与境界的追求，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文学经典这种审美意识成为沉淀在个人心灵之中的无意识，甚至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传统的无意识。这些审美意识的积淀，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立意、构思、用语、用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接受与评判，意义非凡。这种审美意识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尺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重品”情结，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完美的人格，表现积极乐观的精神与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其次是“重情”的追求，对情感的审美与追求，包含了对人伦之情与对自然之情的理解与追求。这种尺度就是历史文化的水平线，它自动履行起评定经典裁判的职责。这种尺度动态地平衡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那些在这种尺度之下建构起来的、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情感，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得到读者的认同并产生心理与情感共鸣的作品，最终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作品。

（摘编自《中国文学经典之“道”观》）

材料二：

宰牛本是一项谋生的技能，而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却升华为精妙的艺术表演。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技者，技术与技巧也；道者，内在规律也。人只有领悟内在规律、顺势而为，才能在行动中表现得天机自运、出神入化。文艺创作境界之高下，往往与创作者重“技”还是重“道”密切相关。

诗有诗法，画有技法，对创作者来说，掌握“技”并不太难，只要勤学苦练，便能驾轻就熟。而“道”的境界，则绝非常人所能企及，它需要极精微的感受、极透彻的洞察、极忘我的投入，即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就文艺作品而言，“技”表现为形式、工巧，“道”表现为内涵、神妙。同样写夏景，“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是“技”，“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则入“道”；同样是画“深山藏古寺”，在重峦叠嶂中露古刹一角是“技”，老和尚以瓢舀泉水入桶则为“道”……

究竟如何超越“技”的层面，抵达“道”的化境？重视美育是一条切实的路径。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以情感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使人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素养，具有欣赏、创造美的能力。我国传统文化里儒、道、佛三家，审美旨归总体上都是“和谐”。儒家侧重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道家侧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佛家侧重人与自我内心关系的和谐。雅正、飘逸、宁静之美，表面上各有不同，但究其实质，皆为“和谐”。仁爱、宽恕、谦恭、诚信的道德追求，对立统一、周而复始的圆形思维方式，刚柔并济、阴阳相生的强身健体之道，一同滋养华夏民族的身心与情感，化育“文质彬彬”的完美君子人格。先学做人，后学为文，有坚实的“美育”作为基础，“美术”方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阔视野胸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与蓬勃的生命力。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在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说：“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修养、才思，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只有善于从前人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摘编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

材料三：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的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摘编自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

材料一：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节选自《韩非子·说二》）

材料二：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不闻矣。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闻之若此，不若无闻也。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选自《吕氏春秋·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