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在公共生活中的“说理”是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作用的话语形式。说服就是运用语言来对具体的他人作劝说、解释、说明，以期对他们有所影响。伊索寓言中有一则《太阳与风》的故事：太阳与风进行比赛，看谁能使穿着外套的行人脱掉外套。风刮了又刮，但刮得越凶，那个行人就把外套裹得越紧。然后太阳出来了，照在行人的身上，行人感到身体出汗了，就把外套脱了下来。这个故事可以用作“说服强于强制”的寓言。希腊哲学家芝诺对说服有相似的说法，他称说服是一只摊开的手掌，而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说服是欢迎他人加入对话，不是企图限制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更不是威胁他们不准有自己的看法。

②说理通过说明和协商，而不是暴力或战争来解决人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并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讲理”的文明秩序。所有的战争和混乱都是在没有协商，无理可讲的情况下发生的；说理使得人类能够用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拳头来相互交往，人类才得以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当下互联网中的说理常常被当作是攥紧拳头，而非摊开手掌的话语行为。这样的“说理”便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这种“说理”观念令无数人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

③说理是发表意见，但“发表意见”并不就是说理。任何表达看法的陈述，包括骂和谩骂，都可以说是“发表意见”，但并不是说理。说理的“发表意见”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结论”（也称主张或看法），另一个是“理由”，结论是由理由来支持的。当然，有理由支持的结论未必都确实或可靠，因此需要评估理由是否真的能充分支持主张。

④说理需要平等、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并不只是出于说理者主观意愿的“宽宏”、“宽厚”或“宽容”，而是由“说理”本身的话语特性决定的。说理离不开价值判断，包括伦理和政治的判断，尽管它并不专门讨论伦埋和政治。说理面向所有公众，说的是社会群体中的许多人，而不只是专业小圈子里的专家们所能听得懂的道理。说理不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且是必须说给公众听的。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论理或推演是否可靠，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去检验呢？说理提出的“看法”无论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说理总是可以再说理的，说理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⑤说理由哪些主要因素构成？作为修辞术的说理有三个构成因素，分别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说的“逻辑”、“信誉”和“情绪”。

⑥“逻辑”的意思是“用语言表达思想”，诉诸于“理智”和“理解力”。亚里士多德称逻辑是存在于证明本身之中的。逻辑是说理中最重要的说服手段，有逻辑的说理就说得通，而没有逻辑或是逻辑混乱的说理则说不通。一个人哪怕没受过什么教育，别人也可以与他说理，他也不会完全弄不明白“说得通”与“说不通”的区别；但是，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说理能力。

⑦说理的第二个因素是“信誉”，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存在于说话者品格中的东西”。有信誉的人让别人觉得可靠，这样的人说话才会对别人有说服力。一个人是否可信，当然是一种印象，但却是一种合理的印象。一个人因为一贯诚实、言而有信而被别人看成是可靠之人，反之则是一个无信之人。这不能保证可靠之人一定不会说谎，或无信之人就一定不可能说真话。但一旦人们形成了可信或不可信的印象后，便很难轻易改变。可信度在说理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一份报纸、一个组织、一个政府有说谎的历史，自然也就被人们视为不可信，即便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说的是真话，也难以取得说服的效果。

⑧说理的第三个因素是“情绪”，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存在于听众那里的东西”。逻辑说理是理性论证的主要力量，但单靠这种力量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想的说服效果，还需要动之以情。人们常常凭感情接受说服，并不需要先弄清道理，也不在乎说话者可靠或不可靠。哲学家罗蒂就提出“背弃理论，转向叙述”的说理主张，这是一种诉诸情绪的说理方式，它甚至显得不是在说理，而是在说故事。说故事引导对方想象一种你我他都能感同身受的境遇，由此形成的共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推理出来的。当然，说理中的情绪需要恰当和适度的把握。

⑨在说理中，逻辑、可信度、动情都是必要的手段，但也都可能被滥用或不当运用。说理者要避免逻辑谬误，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建立好的信誉和形象；正确使用打动人心的说理方式，从而增强说服力。

（摘编自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丁玲

上海这年的夏天很热闹，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在上海都有许多活动。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

是八月间的事吧。也频忽然连我也瞒着参加了一个会议。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有告诉我。但我看得出，这次会议引起了也频更加浓厚的政治兴趣。看见他那一股劲头，我常笑说：“改行算了吧！”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更应当写了。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他在挤时间，也就是说在各种活动、工作的短促的间歇中争取时间写他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十一月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

沈从文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他看见也频穿得那样单薄，我们生活得那样窘，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了。

一月十七号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从文坐了一会走了。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拨弄。

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又都不能镇静下我的心。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我疯了似的又跑回了家。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

第二天沈从文来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才明白，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子多有精神啊！”他还穿那件海虎线袍子，手放在衣衩子里，像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

十号下午，看守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我回到房后，打开了也频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在后来我被捕时遗失了，但其中的大意我是永远记得的。

信的前面写上“年轻的妈妈”，他告诉我牢狱的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有许多同志在一道。这些同志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他有强烈的写作欲望，相信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要我多寄些稿纸给他，他要写，他还可以记载许多材料寄出来给我。他既不会投降，他估计总得有那么二三年的徒刑。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还很年轻。他不会让他的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他要我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他的署名是“年轻的爸爸”。

他这封信是二月七日白天写好的。他的生命还那样美好，那样健康，那样充满了希望。可是就在那天夜晚，统治者的魔手就把那美丽的理想，年轻的生命给掐死了！当他写这封信时，他还一点也不知道黑暗已笼罩着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生命的危殆，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只能留下这一缕高贵的感情给那年轻的妈妈了！我从这封信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啊！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从他被捕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我擦干了泪，立了起来，不知做什么事好，就走到窗前去望天。天上是蓝粉粉的，有白云在飞逝。

后来又有人来告诉我，他们是被乱枪打死的，他身上有三个洞，同他一道被捕的冯钨身上有十三个。他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纪念，永远为后代的模范。二十年来我没有一时忘记过他。我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他人是死了，但他的理想活看，他的理担就是人民的理想，他的事业就是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这事业是胜利了啊！如果也频活着。眼看着这胜利，他该是多么的愉快；如果也频还活着，他该对人民有多少贡献啊！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