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面对悠久的中国文化，分期是研究和描述其历史发展的关键。学术界习惯按朝代划分时期，这自有其学理的根据。然而，改朝换代乃是政权的转移，适合于政治史，是否适合作为文化史分期的依据呢？这是我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理想的分期法是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可以按朝代分期，也可以不按朝代分期，不可一概而论。

例如，隋唐建立统一的王朝，这既是政治分期的标志，也给文化带来新的局面。经过两百多年南北的分裂，文化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正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所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朝统一中国以后，特别是继之而建立的唐朝，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这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至少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多元化，南方的与北方的，中国固有的与外来的，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无论是思想方面、宗教方面，文献的整理方面，还是文学方面、艺术方面，莫非如此。二是文化重心下移，从士族向庶族下移，进而开始向市民下移，这就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活力。这些特征形成一种综合的效果，就是文化格外富于创造性，也格外绚丽多彩。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的统一视为文化史分期的标志。

但是，改朝换代又不一定能够成为文化新时期的开始，例如唐宋之间文化的变迁，实际上是从中唐开始的。中唐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的转折时代，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莫不如此。宋代在许多方面是上承中唐的：庶族士人代替士族文人开始居于文化主体的地位；城市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活跃，市民文化诉求的加强；理学的兴盛；词的繁荣等等，以上诸多方面的变化在中唐已经开其端倪。宋初士人如王禹偁、石介等每称“二百年来”如何如何，可见他们自己也重视本朝对中唐的延续。

至于横向的地域性考察，是亟待加强的。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这些地域文化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陕西、河南、山东、湖北、江西、江苏等地自不待言，兹举另外几处，略加说明。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星堆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证明了距今五千年至三千年，蜀地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蜀地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而且与中原文化已有联系。蜀地在文学方面对中国文化也有重要的贡献，古代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等等，都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成长，一旦出蜀便成为大家。蜀地作为他们的文化摇篮，特别值得注意。

再如，福建是中国刻书业的中心，从宋代一直到清代经久不衰。宋代建阳刻书业尤盛，所刻印的书籍世称“建本”，其麻沙、崇化两坊最负盛名，有牌号可考的就有30多家，明代建阳书堂达221家。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载，两地有“图书之府”之称。其中既有善本，如宋建安（即建阳古称）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也有大量通俗读物，如戏曲、小说、日用类书。印刷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进步起到重要作用，而福建刻书业的兴盛则是福建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由于中国的河流大体上是自西向东，所以文化的传播和中心的移动，沿着河流东西移动比较方便，而南北原属于两个差异较大的体系，文化中心的南北移动往往造成文化的突飞猛进。南北交流大体是沿着几条路线进行的，例如洛阳（或开封）——南阳——襄阳——荆州（或武昌）；北京——扬州（或南京）——苏州——杭州；西安——汉中——成都。杜甫的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即勾勒了其中一条路线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北交流对文学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政治的中心多半在北方，而经济的后盾却在南方（特别是唐代以后），大运河（津浦线就是沿着运河修筑的）作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只要畅通着，王朝就不难维持下去。围绕着黄河、长江和运河形成文化的若干中心，是很自然的。

总之，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主流沿着时间的长河移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宛如乐曲的主旋律，构成中国文化的底色；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多个发源地，各有地域的特点，其发祥与兴盛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特色与时间不尽相同的文化板块之间互相交错、移动，呈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地图，编织成中国文化的全景。

（摘编自袁行霈《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生 命 的 灯

师陀

这一天我收到一封信，阿真姐的信。一阵悲喜，我不忍说是伤痛，我坐下来；我应该首先告诉你我的手指，我的手指不知怎的动弹起来了。

我读着你的信，写在新闻纸上的，横过了好几省，几乎在路上走了两个月的阿真姐的信。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吗，或者是比我所能想到的更坏？许多天以来，这年头儿总使我们等候“无恙”。在深夜，我特别清楚地想起我们的亲旧：大舅爷的轧花机还轧轧地响吗？忙三叔还在担着他的杂货挑子吗？桂姐也还有工夫在婴儿的风帽上绣花吗？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乡邻。并不是我们不关心那些不熟识的，生命总是可爱的，而是我们不曾和他们相处过，我们想象不出他们的面貌。仅仅在报上，在想象中，我们知道有人在厮杀中死，有人在艰难困苦中死，犹如秋夜的流星不见了。

这时候我也想起你，阿真姐。你是生长在乡下的，一个地主的家庭里。现在我还能想见那新起的院落。这地方原来是一个小园，再加上一座树林；有一天人们将树林伐了，建筑了两座屋子，在瓦屋里住着这人家的主人，在另一面，在临近大路的草屋里喂着牲口。

“一个地主的宅第是这样的吗?”

当你看见这篇文字的时候，你也许会这样问。

“是的，当初就是这样的。”

你就在这单调的、和平的、静寂的、毫无生气的空气中生长着。

不知道为了什么，这里我特别想起你们家里的两棵树；当秋天来时，那瓦屋门前的枣树能打下来五斗枣，在另一个角上，当夜晚起风的时候，那榆树也能够唿唿响了吗? 你就是像那些小树一样生长着的，虽然你并不像那些小树，因为它们比较喜欢吵闹，你则偏于沉默。

你很早就有了这种倾向。

“这个怪癖的孩子！”他们说。

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已经有了自尊心。 当你玩耍的时候，当你用毽子或是线球和村姑们竞技，一个村童向你们捣乱，于是你一句话也不说地站起来，鼓起了小小的嘴唇，接着你轻蔑地瞪了他们一眼，傲慢地不声不响地走了。

你——阿真姐，你在单调，和平，辽阔，静寂的平原上，采撷着那些生在田里的野花，当雨天来时，你又脱去了鞋，用脚戏弄着水，就这样你长大起来了。你不像你的父母，也不像你的兄弟，你比他们公平，你的少女心比他们仁慈。

我想举一个例子。在夏天，一个小贩用大而干燥的声音喊：

“西瓜呵，大西瓜呵！”

你的父亲跑出去了。但这一回他买来的是杏；你拿了你的一份走进自己的闺房，小心地把它们放到抽屉里。到了上午，你的弟弟和妹妹从外面跑回来了。

“小五，小六。”

你这样像一个大姐的招呼了他们。于是你打开抽屉，里面有两本书，一只小盒，里面放着绒线。一股香气飞出来了。一颗，两颗，你数着红的，往每一个向你伸出来的小小的掌心里放了一颗，接着又是一颗。

渐渐的你长大起来了，沉静的，温柔的。你有大大的黑眼睛，你有花一样的两颊。

“更美丽了。”他们说。

日本人的铁骑于是惊醒了这广大，单调，和平，静寂的平原，阿真姐，你离开了家乡，从此你就和你的亲属失散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愤怒，实在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从不曾想到一个少女愤怒起来时是怎样情形。不久你就加入了一个伤兵医院；我不明白你加入的理由：是要为这个争取自由的国家尽一点力，或是你看见了成千成万的受伤者无人看护？ 你穿上缀着红十字的白衣，戴上缀着同样的红十字的白帽……我能够想象出吗，生着大而黑的眼睛，小小的嘴唇，花样的两颊，一个温柔、无言、美丽的少女，在薄暗的屋子里，在弥漫着酸素和脓血气息的屋子里，为这些受伤者换绷带，又简短地用极低的声音说着话。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那些经过长途困顿，因为偶然的感兴而要下去跑跑路的，打着红面颊的小姐或少奶奶，我感到一阵悲哀，一阵说不出的悲哀。你自然从来没有想这样远过。你横过一省一省的土地，你从没有一次走过三十里路的脚磨破了。 阿真姐：现在我看着你的信。

“我没有固定地址，这信你也不必回答，你也许根本就收不到。”

你说的是这样决绝，这样痛苦。我惘然望着这些字，这些潦草的，你是坐到路旁的石上写的吗？ 或是在一座破庙里，在一张没有油漆过的饭桌上写的呢？

这些困苦——虽是无人眷顾，虽是处在四顾都是陌生者中间——也没有消磨一个孤零零的少女的向着生的愿望，其实即使是敌人的炮火也不会吓住你的；但是那些粗暴的受伤者，或者是一个在医院里混饭吃的流氓伤害了你的自尊心，伤害了阿真姐的自尊心了。你因此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

“我后悔，要是我可以后悔，我觉得不生成人要比较好些。”

你又说：

“生命假如是灯，在深夜里，在荒野上，它正在闪动……”

我似乎曾经说过，也许我将在另一个机会说，每一个少女——也可以说是每一个青年人——都应该是一个圆满。我说“应该”，是已经指出我们得不到，我们不能维持一个永久的，甚至较长久的圆满，因此我们才更加觉得生命的可爱。同样的理由，阿真姐，岂不正是因为世界上有着缺陷，岂不正是因为有悲苦也有欢乐，或者是——有悲苦也应该有欢乐，我们才要活下去吗?

现在我们且来更正，我们应该说：生命对于我们的朋友是一盏灯。

1939年1月19日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