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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千

孙 犁

张岗镇是小区的中心村，分四大头。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一人分占一头，李同志还兼着冬学^①的教员。他在西头工作，在西头吃派饭，除去地主、富农家，差不多是挨门挨户一家三天。

不上一个月，这一头的大人孩子就全和他熟了。

这几天，冬学里讨论划阶级、定成分，人们到的很多。西头有一帮女孩子，尤其是学习的模范。她们小的十四五，大的十七八，都是贫农和中农的女儿。（1）她们在新社会里长大，对旧社会的罪恶知道得很少。

冬学设在一个学校的大讲堂里，女孩子们总是先到，等着别人。

这天，李同志拖着一双大鞋，来到学校里，灯已经点着了。

女孩子们挤在前边一条长凳上，使得那条板凳不得安闲，一会儿翘起这头，一会儿翘起那头，她们却嗤嗤地笑。

李同志笑着问：“今天谁点的灯啊？”

“是大绢！——大绢是模范。”她们喊着。

“咱们的冬学越来越热闹！”李同志说。

“这是因为你讲话讲得好。”（2）那个叫大绢的女孩子回答，简直像鸟儿在唱歌儿似的。

“我看是这个问题很重要！”李同志说，“大家都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成分。”大绢笑了半截，强忍耐住了。

说着屋里已经挤满了人，人到得差不多了。先讨论村里明显的户，谁家是地主，谁家是富农。最后李同志叫人们再想一想，他严肃地说：“根据我们讲的，大家看看还遗漏了谁没有？”

人们沉静了一会儿。忽然有一个人报告：“我不怕得罪人，我说一户：西头大绢家，剥削就不轻，叫我看就是富农。”说话的人站在人群的后面，看不见他的脸，李同志听出是东头扎花炮的刘二壮，他的嗓门很高。人们都望着大绢。大绢低下了头，连头发根都涨红了。

刘二壮又说：“我就报告报告她家的情况：她爷爷叫老灿，当过顺兴隆缸瓦店的大掌柜；家里种过五十亩地，喂过两个大骡子，盖了一所好宅子。这谁不知道？”

“同志！我说一说行不行？”大绢站起来，转脸望着后面，忍着眼泪。李同志点一点头。她说：“乡亲们！谁都知道日本人把俺家烧了个一干二净。从我记事起，我们过的是多么寒苦的日子！我从小两只手就没闲着过，十三岁织布，十岁就卖纺线；地里的活，我敢说不输一个男孩子。你们横竖都见来着，现在刘二壮说我们剥削过人，我哪见过骡子、宅子呀？”

大绢坐在板凳上哭了，她站起来，往外就走，一边走一边哭着说：“我去叫我爷爷去，看他剥削过人没有。”“他能来吗？你叫他干什么？”人们拦不住，她走了，到院里就放声哭了。

“这孩子从小可没享受过。”一个壮年妇女对李同志说，“（3）从小她爹娘全死了，她爷爷后来又半身不遂，事变那年日本人烧得她家只剩了几间房，家里地里，就仗她一个人里里外外的。”

“你们上了岁数的人说说，她爷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李同志又问西头那几个老头儿。

“我说说吧！”麻子老点抽完了锅烟，把烟袋杆里的烟和油子用大劲吹了出来，说，“她爷爷是这样一个人：从小不好生过日子，整天在道上混混儿。后来碰上了一个硬碴儿，栽了一个跟头，就回心转意了。他在张道上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起先就卖些针头线脑，火绒洋灯，烧纸寒衣纸，碱面油醋……不上几年，小买卖越来越红火，人们看他有本事，就有人出股金，叫他合伙，开了一间缸瓦磁器店，这就是顺兴隆。他用了几个伙计，很是赚钱，三年一账，他买了几十亩地……”

“他又盖了一所住宅。”麻子老点接着说，“这算到了顶儿。就在那一年，他和天津的洋人做买卖，一下受了骗，铺子关门。日本人来了，又给他点上一把火，烧了个片瓦无归……”

那天晚上，大家并没有把大绢爷爷叫来。时间晚了，冬学就散了。

以后，大绢没有上学来，虽说并没人限制她。和她一伙的女孩子们这几天到的也不齐，有几个早来，有几个迟到。她们坐在板凳上也不哄笑打闹了。

李同志到西头吃派饭，这天轮到喜格儿家里。有人在外间叫了一声，喜格儿放下碗筷就出去了，随手拉进来一个女孩子，是大绢。

（4）一眼看来，大绢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满脸要哭的样子。喜格儿说：“你和老李说说么！光哭顶事？”

“我没剥削过人，怎么能担这个名儿呀？”大绢又哭了。

李同志放下饭碗说：“我们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个制度存在几千年了，你们想想有多少人，在这个制度下面含冤死去？有多少人被这个制度碾个粉碎？你们都听过老年人诉苦了，该明白剥削是多大的罪恶！多少年来，人们怀抱一个理想，就是要消灭这个制度，好叫人们像春苗一样，不受旱涝，不受践踏，自由地生活、生长、生存。有很多人为这个理想牺牲一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们村口就有过两位坐狱被杀的共产党员。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事，也不是求情的事。自然，我们也要慎重，不能把自己人当成敌人。”

正月里，工作组学习了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读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李同志又拿到冬学去讲解，重新讨论了几家的成分。按新精神定成分，大绢家还是农民。

大绢也来上学了。她瘦了些，可比以前更积极更高兴了，脸色纯净，但性格更坚韧了。她说，她爷爷剥削过人是他的罪过，经过这回事，她要记着：一辈子也不要剥削别人一点点。

正月里，只有剥削过人的家庭，不得欢乐。喜格儿她们在村头搭了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每天黄昏，她们放下纺车就跑到这里来，争先跳上去，弓着腰往上一蹴，几下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在天空的红云彩下，两条红裤子翻上飞下，秋千吱呀作响，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段时光。

秋千在大道的边沿，来往的车辆很多，拉白菜的，送公粮的。戴着毡帽、穿着大羊皮袄的把式们，怀里抱着大鞭，一出街口，眼睛就盯着秋千上面。其中有一辆，在拐角的地方，碰在碌碡^②上翻了，白菜滚到沟里去，引得女孩子们大笑起来。赶车的人说：“别笑了，快过来帮忙搬搬吧，咳！光顾看你们打秋千了。你们打那么高，不怕从大梁上翻过来了！”

天黑下来，她们才回家去吃饭，吃过后又一块上冬学去了。

（有删改）

[注]①冬学：农村在冬闲时开办的季节性学校。②碌碡：用石头做成的圆筒形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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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申城，午后阳光正好。医院里，长长的走廊尽头，一位小个子老人坐在轮椅上，笑盈盈地望着往来的人。红色对襟衫、黑色小坎肩，和窗外投来的温暖光线融在一起，映着老人红润的面庞。若不经人提示，很难将眼前瘦小柔弱的身躯和那些雄壮悠长的旋律联系起来， ① 的《娘子军连歌》及《女篮五号》《青春万岁》等多部影视作品的音乐创作都出自她的手笔。对于98岁的黄准，她的人生篇章中最难忘怀的还是延安岁月。

黄准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因为一次街头的抗日宣传，仅有12岁的她竟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牢。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后，她 ② 地和其他革命青年步行奔赴延安。几个月后，黄准如愿考入延安鲁艺，师从冼星海，专门学习声乐。“星海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思想。”冼星海深入生活的创作方法让黄准受益终生， ③ 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在黄河边体验生活后创作的。作为合唱队的小队员，黄准曾在冼星海的亲自指挥下演唱这部不朽作品。

1942年5月，杨家岭的春天，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年秋天，鲁艺师生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黄准也成为秧歌队一员。鲁艺秧歌队每到一地，大路上、山坡上、树杈上、院墙上，到处人头攒动。秧歌队的演出一路欢腾着，来到了杨家岭。“好！很好！你们的方向是对的！”黄准清楚地记得，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原来秧歌队的圆场打下来，她正好坐在毛主席的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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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主要特征表现为情绪持续低落、对平时喜爱的事物失去兴趣或动力、自我评价低、有消极言行等。大部分的人对抑郁症存在刻板印象，认为患有抑郁症的人都是闷闷不乐、对生活毫无兴趣的人，而 ① 。实际上，抑郁症有其诊断标准，也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并不是每个抑郁的人都会展现出悲观的状态，不能简单地以人表现出来的个性来判断。

部分抑郁症患者患有“微笑抑郁症”。“微笑抑郁症”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指带有抑郁情绪的人把抑郁的一面掩饰起来， ② ，让人以为自己生活愉快，导致抑郁症状很难被发现。这类患者难以及时等到外界的帮助，因而更容易陷入孤立无援。

抑郁症产生的最关键原因是动力缺乏和快感缺失，就像列车失去了燃料和动力装置，导致患者无法维系原来的生活状态。严重时，患者生活陷入停滞，不仅维持不了高级的社交工作能力，基础的生理状态如饮食和睡眠也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精神类症状，想要自杀。专家指出，作为一种疾病，抑郁症并非“不治之症”。通过 ③ ，大多数患者可以被治愈。